北京解放不久，我收到父母輾轉從香港寄來的信，得知父親已到廈門工作。我們家也從上海遷到廈門去了。因為哥哥已在北平解放前返回上海，所以父母對我一人留在北平很不放心。這種擔心自然和他們對**不了解有關。因此，父母覺得既然我已和程應銓有了婚約，就希望我們儘快結婚以免掛念。我也就按照父母的意思辦了。但是，我那時除了從家裏帶來的幾件首飾外，身無分文。為了安個小家，我準備賣掉一些首飾。那時林先生還健在，她知道了把我找去，問我有困難為什麼不告訴她，我沒話可說。接著她告訴我，營造學社有一筆專款是用來資助青年學生的，並說我可以用這筆錢。她看我漲紅了臉，結結巴巴地說不出話，立刻說：「不要緊的，你可以先借用，以後再還。」並且不由分說地把存摺給了我。第二天我到銀行取了些錢，發現這是梁思成的存摺，我心中很疑惑。在還回存摺時我問起林先生，她笑著說，學社的錢當然用梁先生的名字存啊！她還送了我一套清代官窯出產的青花瓷杯盤作為禮物，可惜當時我對這份禮物的價值毫無認識。一天，王遜先生看見我用這套茶具待客，吃驚地說：「喔！你就這麼用它?」我卻學著當時流行的口頭語說：「它也要為人民服務。」王遜苦笑了一下，沒有作聲。我現在每想起這件事，眼前就出現王遜那苦笑的臉，林洙啊！林洙！你真是淺薄而無知。後來當我提起要歸還那筆錢時，林先生總是很快把話題岔開，而且她說話時別人是沒有插嘴的餘地的。一次，我好不容易找到機會問她是否能讓我再把錢存回銀行，她卻一揮手說：「營造學社已不存在了，你還給誰呀?」我剛要申辯，她擺出一副長輩的神情嚴厲地說：「以後不要再提了。」我嚇了一跳卻又無可奈何。直到「文化大革命」，我詳細地了解了梁思成畢生的經歷後，才弄清楚營造學社正是因為沒有經費才停辦的，最後的那點錢，也都分給社友作為北上的旅費了，哪還有什麼專款?我與梁、林二人的接觸中，從來沒有聽到他們自己談起曾對別人有過什麼經濟上或事業上的幫助。比如梁思成為創辦敦煌研究所的經費奔走這等大事，要不是常書鴻先生的回憶，誰也不會知道。他們的歡樂在於看到了成功的建築設計，或發現了珍貴的古建築，或得以欣賞優美的藝術品。他們也常為某些人類的藝術珍品被糟蹋、破壞、摧毀而痛心疾首。同時他們又都是語言鋒利的批評家，對某些拙劣的作品，他們是不會沉默的。梁思成曾說過這樣一句話：「建築師比一般人更幸福，因為他比別人更多地看到美的作品；建築師又比一般人更苦惱，因為他比別人更多地看到醜的作品。」1951年我有了孩子以後，漸漸地陷在家務事中，我也感到十分矛盾。千千萬萬個婦女走出家庭的小圈子投入社會，而我卻把自己關進了小圈子。我不願這樣生活下去，於是去重工業部基本建設局工作。不久我患了肺結核病，組織上為了照顧我的健康，把我調回清華大學工作。1953年我調到清華工作，被分配在建築系《中國建築史》編纂小組繪圖。建築史編纂小組的主任是梁思成，主要成員有劉致平、莫宗江、趙正之三位古建築專家和兩位年輕教師。我在重工業部是繪施工圖，到了清華卻要畫古建築圖。對古建築我可是一竅不通。雖然聽過梁先生的建築史課，但那也只是對中國建築的發展有個大體印象，要畫詳細的構造圖卻十分不容易。我開始閱讀梁先生寫的《清式營造則例》和《營造學社彙刊》上的古建築調查報告。當我獨自艱難地啃著這些調研報告時，林先生平時與我閑談中有關中國建築的各種評論又都回到我耳邊來。它大大地幫我理解了這些報告。我盡情地享用著營造學社留下來的大批資料，努力地學習著古建築。莫宗江教授常常和我談起他當初給梁先生畫圖時所受到的嚴格訓練。梁先生有時也來看看我畫的圖，他總是生動地指出我的缺點。一次我在圖上注字時離屋脊太近了，他看了後說：「注意要拉開一定的距離，否則看上去好像屋脊上落了一排烏鴉。」說到這兒，他淘氣地對我眨了一下眼睛。從此之後，我每在圖上注字，都要反覆推敲一下，生怕再出現「烏鴉事件」。經常指導我工作的是劉致平和莫宗江兩位教授。他們都是從營造學社時期就追隨梁公的老朋友了。劉致平還是東北大學建築系第一屆的學生。因此我們在工作之餘，也自然地談到東大建築系，談到當年營造學社的工作。慢慢地，梁公早年在東大的教學活動和在營造學社的活動，在我心中越來越清晰，越來越具體。沒想到1955年以後我被調去擔任系秘書工作，1957年以後又調去做資料工作，從此離開了我喜愛的古建築。但是這短暫的兩年繪圖，對我此後的工作以及編輯《梁思成文集》都起了重大的作用。1957年整風運動中程應銓犯了「錯誤」，對他的批判幫助是在民盟小組會上進行的，領導讓我也參加。我感到這是一個極大的恥辱，每次都縮在一個角落裏。我不知道他到底犯了些什麼錯誤，同志們的批判我也聽不大懂，回到家裏我想幫助他，希望他的檢查能深刻些。我不認為他從根本上反對**，但是人總是有私心的，也許他對某些工作上的安排不滿意，因而對組織或領導產生了抵觸情緒。我建議他從這方面找找根源，他拒絕了。我得出結論，他是一個在思想上包得很緊的人，甚至對我他也不願深談，他終於被劃為右派。組織給他做結論時，我才知道他最大的罪狀是：批評**在城市規劃工作上採取關門主義的態度，把一些專家排斥在這一工作之外。那時我對政治一無所知，雖然我不明白這算是什麼罪行，有多嚴重，但那時我相信**是絕對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