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點，要發動民眾。三一點，要成立民意機關，認為參議會不夠。四一點，肅清貪汙。直到我軍退出上海，政府將要西遷，張君勱、左舜生、黃炎培、沈鈞儒、羅文乾、馬君武、李璜、楊賡陶和我九人尚聯名提出這幾點，懇切地面呈當局。論到第二層，政府交議之件亦不少，最大的一案要數全國總動員計劃大綱。此與後來到武漢時，交議的節約計劃大綱，同為洋洋大文。參議同人亦費不少心思去討論，□□□□□，□□□□□□□□□□□□，□□□□□□□。論到第三層，政府確曾將軍事外交各種情報，說給我們不少，使我們於大局情勢恍然有所了解。一向局外人責備政府的心理，為之減少，而支持政府的情緒增加。舉一個例來說：抗戰前段，尤其初起之時，很多人殷切地希望蘇聯幫忙，亦極相信蘇聯一定幫忙，乃至期待他出兵或外蒙出兵。在看不見蘇聯積極幫忙之時，就以為政府不肯接近蘇聯。於是由責備而不諒解的心理很多流行在社會。但參議同人曉得事實不如此，便對政府沒有不諒解，而且支持政府的做法。像沈老先生、黃老先生都是在上海為多數人所信仰。他們的態度是支持政府的，便使**的空氣不易起來。這種減少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隔閡，而溝通之的效用，怕是國防參議會收效的一點。但前兩層亦不是沒有效用。例如，當時後方幾個省政府主席，都空著，或本人留京，或旁人兼代，君勱先生提請政府注意，大局嚴重時不宜如此。政府於是就調動補充，或令本人回任了。又如關於農產工商的調整機構，在記憶中彷彿出於黃先生建議的。四、參議同人總是不滿意參議會這一機關。**方面總不肯到會，亦是缺憾。各方要求成立正式民意機關者很多，當局亦表示接受，請大家提出方案來。聞當時收到的方案，就有七件之多。代主席汪精衛曾向我們述說，黨內對這一問題甚為躊躇。他說有三點困難：一點是人數上困難；一點是產生方法的困難；還有一點是職權上困難。何謂人數上困難呢？他說人數少了不像民意機關（參議同人即自覺人數少不足代表國民，沒有力量），非多不可。但多到幾百人的會議，實不切眼前緊急狀態中的需要，而且沒有地方開會（當時我們在鐵道部地下室開會，大本營亦在地下辦公）。事實上確有困難。何謂產生方法的困難呢？他說正式民意機關總要用選舉方法產生出來，但要辦選舉卻是一大事。戶口不清，選民難計，地廣人多，交通不便，今戰事緊急，安得從容舉辦？而況從來的選舉（他包括國民大會的選舉說）都辦不好，人人皆不滿意，今倉促中更辦不好，或者為戰事的影響，根本辦不成。何謂職權上困難呢？他說自戰事起來後，黨內曾有決議說，今後要多數人工作，少數人討論，一個人決定。——這一個人當然是說蔣委員長。若正式民意機關必應有最後決定之權，沒有決定之權，不成一民意機關；但這樣便與上面的原則衝突了，所以很困難。這是在南京的話，後來遷到武漢，卒成立國民參政會。而由於這三點困難不易解決，只能勉強算一個準民意機關。五、末了，說到我個人在參議會中的儘力，卻無多。參議會在南京時，我常常跑回山東照顧我們自己的工作。參議會在武漢時，我又跑一次延安，並駐於徐州許久。所以黃炎培先生常笑我缺課。——每次開會我們坐下來聽代主席委委宛宛談各種消息情報，黃、沈諸老均筆記甚勤，如像學生上課一樣，因以缺席為缺課。我所儘力者，總是我的老主張，發動民眾。第一天（8月17日）會上，我就拿出來說。我要求建立一個擔負全國動員的系統機構，以應付大戰。大意就是《大公報》所發表的（見前「『八一三』以前的文章」一節內）。那話說起來，未免長些，內容涉及行政改革，教育改造。有一位性急的朋友，就起來阻止我，不要說下去。他以那時上海的炮火正緊，應當商量軍事，商量外交，你怎麼說這個呢？當時會議席上參議諸公而外，政府各部長均在座，看神氣能理會我的意見的人很少。大約他們都覺得我「文不對題」罷！我的話，亦實在說早了些。但不知抗戰四五年的今日，對於這個需要，這個主張可有人認識否？8月19日我奉蔣公命，陪同蔣百裡先生到山東，視察防務，離京缺席很久，到10月初，沈鈞儒先生在會上提一建議案，大致主張利用失學失業知識分子（如留日學生回國的，華北各大學學生及其他）組織鄉村工作團下鄉工作。原案經國防最高會議採納，交下參議會再擬具體方案。於是促動我，為再度之獻議。那具體方案，是經秘書長彭學沛，邀集參議同人，會同各有關主管機關（例如大本營第六部、內政部、中央農業實驗所、實業部合作司、衛生署等）擬定的。從我看去，於事實無益有損，不能附和。原案要點：一、開首點明，此種工作系補助中央暨地方行政所不足，因為原有其負責機關的。二、列舉工作項目，內計有民眾訓練，抗戰宣傳，農業改良，合作指導，公共衛生等若乾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