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年二月自香港返桂林，《文化雜誌》以時屆蔡先生逝世二周年，屬為紀念之文。

余於蔡先生逝世之初，曾為一文發表於重慶《大公報》，大意申論中國近二三十年之新機運，蔡先生實開之，今不重述。

今隻述蔡先生的偉大兼及余個人知遇之感於此。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學問，不在事功，而只在開出一種風氣，釀成一大潮流，影響到全國，收果於後世。

這當然非他一人之力，而是運會來臨，許多人都參預其間的。然而數起來，卻必要以蔡先生居首。

我說運會，是指歷史演到那時，剛好是上次大戰將了，好多舊東西於此結束，而人類一新機運於此初步展開。

在社會人生，在經濟，在政治，種種上面都茁露新潮流，與十八九世紀所謂

「近代潮流」者不同。而中國呢，剛好在感受

「近代潮流」引發第一度革命之後，反動的（袁氏）帝製運動（民國五年，即1916年），清室復辟運動（民國六年，1917年），此覆彼起，新舊勢力相搏之際。

蔡先生即於袁倒黎繼，南北統一內閣之下，應教育總長范靜生先生之請，出任北京大學校長。

范先生原是蔡先生做民國第一任教育總長時引為次長的，兩公之相得，自不待言。

而況蔡先生以清朝翰林為革命巨子，新舊資望備於一身。此時欲從擴演近代潮流之中，更進而輸入最新潮流，使許多新意識在中國社會一面深刻化，一面普遍化，俾克服舊勢力於無形，實在除蔡先生能肩負此任務外，更無他人具有這氣力的了。

這還不單是說蔡先生能得政府和教育界的支持，蔡先生的資望品概能服人而已；更要緊的乃在蔡先生的器局識見，恰能勝任愉快。

從世界大交通東西密接以來，國人注意西洋文化多在有形的實用的一面，而忽於其無形的超實用的地方。

雖然關涉政治制度社會禮俗的，像是

「自由」、

「平等」、

「民主」一類觀念，後來亦經輸入，仍不夠深刻，仍沒有探到文化的根本處。

惟獨蔡先生富於哲學興趣，恰是遊心乎無形的超實用的所在。講到他的器局，他的識見，為人所不及，便從這裏可見。

因其器局大，識見遠，所以對於主張不同、才品不同的種種人物，都能兼容並包，右援左引，盛極一時。

後來其一種風氣的開出，一大潮流的釀成，亦正孕育在此了。關於蔡先生兼容並包之量，時下論者多能言之。

但我願指出說明的：蔡先生除了他意識到辦大學需要如此之外，更要緊的乃在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愛好，極廣博的興趣。

意識到此一需要而後兼容並包，不免是人為的（偽的）；天性上喜歡如此，方是自然的（真的）。

有意的兼容並包是可學的，出於性情之自然是不可學的。有意兼容並包，不一定兼容並包得了。

唯出於真愛好而後人家乃樂於為他所包容，而後盡複雜卻維繫得住。——這方是真器局，真度量。

譬如在蔡先生包容中，當時發生最大作用的人，第一要數陳獨秀先生，次則胡適之先生，且不論他們兩位學問深淺如何，但都有一種本領就是能以自己把握得的一點意思度與眾人。

胡先生頭腦明爽，凡所發揮，人人易曉。當時的新文化運動自不能不歸功於他。

然未若陳先生之精闢廉悍，每發一論辟易千人。實在只有他才能掀起思想界的大波瀾。

兩位先生固然同得到蔡先生的支持，卻是胡先生為人和易平正，原不須蔡先生怎樣費力支持。

陳先生就不同了。在校內得罪人不少，在校外引起的反對更多。而且細行不檢，予人口實。

若非得蔡先生出大力氣支持，便不得存立住。若問蔡先生何以能這般出大力氣支持他呢？

就為蔡先生雖知他有種種短處，而終竟對他的為人抱有真愛好，對他的言論主張具有真的同意和同情。

——不是蔡先生，換任何一人都不會支持他；而在蔡先生若不是真愛他、真同情他，亦不會支持他的。

胡先生的白話文運動是當時新文化運動的主幹。然未若新人生思想之更屬新文化運動的靈魂。

此則唯借陳先生對於舊道德的勇猛進攻，乃得引發開展。自清末以來數十年中西文化的較量鬥爭，至此乃追究到最後，乃徹見根底。

儘管現在人們看他兩位已經過時，不復能領導後進。然而今日的局面、今日的風氣（不問是好是壞）卻是那時他們打開來的，雖甚不喜之者亦埋沒不得。

自然是說起當時人物並不止陳、胡二位。例如李守常（大釗）、顧孟余、陶孟和、周樹人、周作人、錢玄同、高一涵諸先生皆其著者，且亦各有各的神通。

所有陳、胡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們諸位若沒有蔡先生卻不得聚攏在北大，更不得機會發抒。

聚攏起來而且使其各得發抒，這畢竟是蔡先生獨有的偉大。從而近二三十年中國的新機運亦就不能不說蔡先生實開之了。

這時我個人固然同在蔡先生聚攏包容之中，然論這運會卻數不到我。因我不是屬於這新派的一夥，同時舊派學者中亦數不到我。

那是自有辜湯生（鴻銘）、劉申叔（師培）、黃季剛（侃）、陳伯（漢章）、馬夷初（敘倫）等等諸位先生的。

我只是在當時北京大學內得到培養的一個人，而不是在當時北大得到發抒的一個人。

於此，我們又可以說蔡先生的偉大非止能聚攏許多人，更且能培養許多人。

除了許多學生不說，如我這樣雖非學生而實受培養者蓋亦不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