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北大任講席始於民國六年（1917年），而受聘則在其前一年，即蔡先生初接任校長之時。蔡先生之知我，是因我有《究元決疑論》之作，發表於上海《東方雜誌》（約在民國五年夏，連載於六、七、八月三期，後來收入東方文庫為一單行本）。此論之作蓋興感於黃遠庸先生之慘死。那時我在北京得到遠庸從上海寫給我的信，同時讀到他的懺悔錄（渡美舟中作，發表於《東方雜誌》），隨亦聽到他在美國被刺的訊息。此論發揮印度出世思想，指示人生惟一的路在皈依佛法。原稿寄給章行嚴先生（士釗）。適章先生奔走倒袁離滬，為蔣竹莊先生（維喬）所得，付《東方雜誌》刊出。不久袁倒黎繼，蔡先生既應范公之請，由海外返國，我以自十幾歲愛好哲學，很早讀到蔡先生的《哲學要領》一類著作，久慕先生而未一深談（民國元年我為新聞記者，蔡先生為閣員，見過幾面），特因范公介紹晉謁先生於其家，不料一見面，先生就說要請我到北大任教的話。記得有一天，蔡先生約我與陳仲甫先生（獨秀）相會於校長室，提出請我擔任印度哲學一門課程（陳先生新聘為文科學長，相當今所謂文學院院長）。我說我何曾懂得什麼印度哲學呢？印度宗派那麼多，我隻領會一點佛家思想而已。要我教，我是沒得教的呀！蔡先生回答說：你說你不懂印度哲學，但又有哪一個人真懂得呢？誰亦不過知道一星半點，橫豎都差不多。我們尋不到人，就是你來吧！我總不敢冒昧承當。先生又申說，你不是喜好哲學嗎？我自己喜好哲學，我們還有一些喜好哲學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來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來呢？你不要是當老師來教人，你當是來共同學習好了。他這幾句話打動了我，我只有應承下來。雖則答應了，無奈我當時分不開身。當時我正為司法總長張西先生（耀曾）擔任司法部秘書。同時任秘書者有沈衡山先生（鈞儒）。沈先生多為張公照料外面周旋應付之事，我則為掌理機要函電。倒袁者本以西南各省為主，張公實代表西南滇川兩粵而入閣。正在南北初統一，政治上往來機密函電極多，我常常忙到入夜。我既於此門功課夙無準備，況且要編出講義，如何辦得來？末後隻得轉推許季上先生（丹）為我代課。及至次一年，經過張勳復辟之役，政府改組，西先生下野，我亦去職南遊入湘。10月間在衡山的北軍王汝賢等部潰走長沙，大掠而北。我亦不得安居，隨著潰兵難民退達武漢，就回北京了。因感於內戰為禍之烈，寫了一篇《吾曹不出如蒼生何》，呼籲有心人出來組織「國民息兵會」，共同製止內戰，養成民主勢力。自己印刷數千冊，到處分送與人。恰這時許先生大病，自暑假開學便缺課，蔡先生促我到校接替，於是才到北大。我在北大前後共七年，即自民國六年至十三年（從新思潮的醞釀、五四運動的爆發，到國民黨改組）。中間曾因腦病求去兩次，皆經蔡先生懇切挽勸而留住，其詳不煩說了。七年之間從蔡先生和諸同事諸同學所獲益處，直接間接，有形無形，數之不盡。總之，北京大學實在培養了我。論年輩，蔡先生長於我廿六歲，我隻算得一個學生。然七年之間與先生書信往返中，先生總稱我「漱溟先生」，我未嘗辭，亦未嘗自稱晚生後學。蓋在校內原為校長教員的關係，不敢不自尊，且以成蔡先生之謙德。後來離校，我每次寫信，便自稱晚學了。近中四川報紙有傳我初投考北大未見錄取，後乃轉而被聘為教授者，非事實。從上面所述可以看出（那時蔡先生以講師聘我亦非教授）。不過我初到北大時，實隻廿四歲，與諸同學年齒相若，且有比我大兩歲者。如今名教授馮友蘭、顧頡剛、孫本文、朱謙之諸君皆當日相聚於課堂的。更有少時與我為同學友，而其時卻正求學於北大的，如雷國能（在法科），如張申府（崧年，在理科）諸兄是。當時蔡先生為什麼引我到北大，且再三挽留我呢？我既不屬新派（外間且有目我為陳、胡的反對派者），又無舊學，又非有科學專長的啊。此即上文所說蔡先生具有多方面的愛好，極廣博的興趣之故了。他或者感覺到我富於研究興趣，算個好學深思的人，放在大學裡總是好的。同時呢，他對於我講的印度哲學、中國文化等等自亦頗感興味，不存成見。這就是一種氣度。這一氣度完全由他富於哲學興趣相應而俱來的。換言之，若胸懷意識太偏於實用，或有獨斷固執脾氣的人，便不會如此了。這氣度為大學校長所必要的；老實說，這於一個為政於國的人有時亦同屬必要吧！由於蔡先生愛好哲學，又請來有哲學興趣的教員，亦就開發了學生們的哲學興趣。在我眼見的七年中，哲學系始終是最重要的一個學系。當其盛時，比任何一學系的學生都多。除了註冊選修哲學課程者外，其他學生自由來聽講的亦很多。校外的人（例如琉璃廠高師的學生、太僕寺街法專的學生，還有些不是學生的人）經常來聽講者亦頗有之。註冊部所安排的教室每不合用。就為按照註冊人數，這間教室本可以容納下，而臨時實到聽講的人數卻加多，甚至加多達一倍，非掉換大教室不可。我自己的經驗，當民國十二年（1923年）及十三年（1924年）上半年，我講儒家思想時，必須用第二院大講堂才行。通常聽講人數總在二百左右，到課程結束，舉行考試時的試卷亦有九十多本，此即正式註冊的學生了。聞人言近年（指抗戰前和抗戰中）南北各大學哲學系學生少得可憐，幾乎沒有人願入哲學系。此固一時一地風氣不同，然可見蔡先生當年倡導總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