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入北大，時北大建校將近二十年，我年僅二十五歲。今值北大校慶九十周年，謹追述七十年前在北大時一些往事，以表達我這年逾九旬老校友的一片感念之情。我入北大任教，始於1917年底。是年初蔡元培先生方自歐洲歸來，應教育總長范源廉之邀，

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我請范公代為先容，往謁蔡先生於其南菜園上街寓所。辛亥革命勝利民國建立，1912年蔡先生參加首屆內閣為第一任教育總長，而我此時於同盟會《民國報》工作，以一青年記者身份，出入於國會、總統府、國務院及各政黨總部，因此於採訪中多次接近蔡先生，但未得深談。而此次不同，是以自己所著《究元決疑論》特向蔡先生求教的。此文評論古今中外諸子百家，而獨推崇印度佛家思想。當我說明來意後，先生回答說：「我過上海時已在《東方雜誌》上看過了，很好。」不曾想到先生早已過目，並對這篇如今看來是東拉西扯的文章給予肯定。但更使人出乎意料的是先生隨即表示希望我到北大任教。先生說：「我是喜愛哲學的。我此次來北大重點要辦好文科。文科中又以哲學係為重點，你就來哲學系講印度哲學好了。」我忙回答說：「先生之喜愛哲學我知道，早在中學時即讀過先生翻譯的《哲學要領》一書，至於我，實在不懂印度哲學。印度宗派是如此之多，而我只不過為解決自己在人生問題上的煩悶，鑽研了一些佛典，領會一點佛家思想而已。」先生說：「你說你不懂，但又有誰懂呢？我尋不著人，就是你來吧！」我總不敢承當。先生於是申說道：「我看你也是喜歡哲學的。我們把一些喜愛哲學的朋友聚攏在一起，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麼可以不來呢！來北大，你不要以為是來教別人的，你把到北大當做來共同學習好了。」蔡先生這幾句話打動了我。抱這種態度再好不過，而我又怎會不願來學習呢。來北大的事就如此確定下來。敘說至此，不由聯想到近年有關我入北大的一些失實的傳聞。1942年在《紀念蔡先生逝世兩周年》一文裡我即有所申述，不料四十多年後又再度傳播開來，且更加離奇、廣泛；大小報刊且不說，雖《北京大學學報》亦不能免。事實是我因中學畢業後投身同盟會活動，無法顧及升學事，及至在北大任教，昔日中學同窗如湯用彤（在文科）、張申府（在理科）、雷國能（在法科）諸兄尚求學於北大，況且蔡先生以講師聘我，又何曾有投考不被錄取，反被聘為教授之事。1916年我雖應聘，卻因尚在司法部任秘書，一時不得脫身，1917年下半年才到北大。入校後先開「印度哲學」一課，此課自非哲學系重點，但

聽課者似仍不少。後來講授「儒家哲學」，聽課者更多，註冊部原安排一院紅樓教室容納不下，於是不得不遷往二院馬神廟階梯教室。此課聽講者約二百人，期末考卷有九十多份，此數即為註冊之學生，如馮友蘭、朱自清、顧頡剛、孫本文諸位均是如此得與我相聚於課堂的。至於其餘半數即為自由聽講者：有的來自其他高校，有的來自社會。蓋當時北大對外開放，任人來聽課。以我所知，如軍界前輩廣東伍庸伯先生（與李濟深同學），江蘇江問漁先生（後隨黃炎培先生工作，是時任工商部主事），皆年近四旬，而天天來聽課。湖北張難先先生（湖北三怪之一，辛亥革命中頗有影響的人物），來聽課時更是年近五旬了。年輕後輩如我者，聽課人尚且不少，如名教授、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如陳獨秀、胡適之、李大釗等先生。聽課者之踴躍，更可想而知了。於此可見蔡先生兼容並包主張的實施和當時新思潮的影響，共同形成之追求真理的濃厚空氣，不僅感染北大師生和其他高校，且影響及於社會。生活在此種氣氛中怎能不向上奮進呢！在講授「印度哲學」（其中包括佛學）之後，我又開有「唯識學」。但在因愛好哲學而愛好佛學的蔡先生，猶以為未足，先後又請來張爾田先生講「俱舍論」（代表小乘）、張克誠先生講「觀所緣緣論」（代表相宗）、鄧高鏡先生講「百論」（代表性宗），雖時間不長，也未列為哲學系正式課程，卻仍可見蔡先生銳意繁榮學術和好學之精神。佛學不屬舊學之列，卻亦不合於新思潮，因此難免遭非議。此時，於學生紛紛建立之種種社團中，更有「反宗教大同盟」之成立。顧名思義其宗旨自是反宗教。該「同盟」曾組織講演會，邀請對宗教問題持不同觀點者發表意見。我研究佛學、講佛學，自是被邀對象。我應邀作了題為「宗教問題」的講演，地點在三院南河沿室內操場，可容千人左右。記得當時以我到得早些，便由我先講。從早八點多開始，講了一上午，意猶未盡，下午又繼續講，待結束時竟日落西山。原安排在同一日的另一講演人李石曾先生（國民黨四大元老之一，當時倡導無政府主義），在台下自早聽到晚，最後竟無時間供他發言。聽講者眾多，且有耐心，可見對講演內容感到有興味。但須知對主講人觀點持反對態度者亦大有人在，如我講「儒家哲學」時，有學生對旁人說：「我倒要聽聽他荒謬到什麼程度！」採取此種態度，實未可厚非。學問學問，學而不問怎能求得真學問。彼此質疑，互相問難，是有利於學術發展的。當時北大此種風尚是極可珍貴亦應加以發揚的。當時興起的新文化運動宣傳西方文化，提倡科學與民主，而貶抑東方文化，於是「東西文化」常成為談論的問題。我於教學之外對此時時思考，探究不輟。友人張申府、屠孝實等嘗加勸阻，或說問題範圍太大，難於著手，或說問題尚遠，可俟諸來日。我均不以為然。那時以陳獨秀、胡適之等為代表的新派，多主張全盤西化。陳獨秀頭腦明晰，筆鋒銳利，批判舊派觀點，如摧枯拉朽。《新青年》雜誌詰問舊派：孔子真精神是什麼？價值何在？舊派張口結舌。可是許多舊派先生竟不感苦惱，仍埋頭於舊學之中，彷彿彼此並不相礙。學生一如教師，也分新舊。新派刊物名《新潮》，宣傳科學精神與民主思想，內容充實而有生氣。傾向於舊派的學生辦有刊物名《國故》，卻只是示人以一堆陳舊古董，根本無力與新派對壘。雖然我對新思潮莫逆於心，而且我既非新派，又不屬舊派，面對新舊之爭，似盡可仍埋首於佛學研究，可是我卻感到壓迫之嚴重，以為此問題不可忽略而且急切。蓋自鴉片戰爭以來，隨帝國主義勢力之入侵，西方文化傳入，中國傳統文化價值受到懷疑，似中國之有今日全由於我們的文化。這明明是逼著中國人討一個解決。試想，如果中國傳統文化果真不能與西方文化並存，而要根本絕棄，我們應趕快自覺改革，不要與它同歸於盡；如果中國傳統文化受西方文化壓迫，並不足慮，而中國文化終有翻身之日，那也應積極去做，不要再做夢發獃；又如果確如一些人所說，東西文化可以融通調和，那也應弄清調和之必要及調和之道，絕不應消極等待。誰說問題不嚴重而且急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