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會」改組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民盟前身），同時被推赴香港創辦民盟機關刊物《光明報》，向海內外公開宣告民盟的成立。不料報紙創刊僅三月余，即因日軍攻佔香港而停刊。我不得不化裝乘小船逃離香港，來到桂林。在此我負責民盟華南地區工作，邊從事爭取民主、宣傳抗日的活動，邊從事寫作。1945年8月，日軍投降，抗戰宣告結束，兩黨領導人又會晤於重慶。眼見敵國外患既去，內部問題亦可望解決，我即有意退出現實政治活動，而致力於文化工作。及至參加（重慶）政治協商會議，協議告成，我更以為中國步入坦途在望，於是托周恩來先生帶信給**，說明自己退出現實政治之意，同時發表《八年努力宣告結束》等文，向社會表明心跡。因未獲毛周二位諒解，我於1946年3月再度訪問延安。但時局旋即惡化，我不得脫身，反被推任民盟秘書長，參與國共和談。至1946年底，終因國民黨決心發動內戰，和談破裂，我即辭去秘書長，去重慶北碚，創辦勉仁文學院，在此講學並完成了《中國文化要義》的撰寫工作。書中總結了我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見解，並指出：「中國文化之偉大非他，只是人類理性之偉大。中國文化的缺欠，卻非理性的缺欠，而是理性早啟、文化早熟的缺欠。」全國解放，1950年我由四川來到北京，得與**多次談話，表示願在政府外效力國家，並建議設中國文化研究所或世界文化比較研究所，終因故未能實現。1952年為對解放前的思想與政治活動做一番回顧與初步檢討，寫成《我的努力與反省》一長文。1953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擴大會議上發言，受到**嚴厲批評。1955年批判更在全國展開。自此以後我即將主要時間與精力投入著述之中。1960年著手寫《人心與人生》一書。這是早自20年代即醞釀於心的著作，自認為最關緊要，此生定須完成。不料因「文化大革命」開始，參考書盡失，寫作工作被迫中斷。於是在抄家未逾月的困難情況下，另寫《儒佛異同論》及《東方學術概觀》等。至1970年，才得重理舊業，續寫《人心與人生》，但不久又逢「批林批孔」運動。因我堅持「隻批林，不批孔」，為大小會所佔去的時間更多，寫作近於停頓。至1975年中，此書終告完成。如在此書《後記》中所說，「卒得償夙願於暮年」，了卻一樁心事，而我的著述活動也隨之基本結束。最後，我以《中國文化要義》自序中的一段話，作為此文的結束語：就以人生問題之煩悶不解，令我不知不覺走向哲學，出入乎百家。然一旦於人生道理若有所會，則亦不復多求。假如視哲學為人人應該懂得的一點學問，則我正是這樣懂得一點而已。卒之，對人生問題我有了我的見解思想，更有了我今日為人行事。同樣地，以中國問題幾十年來之急切不得解決，使我不得不有所行動，並耽玩於政治、經濟、歷史、社會文化諸學。然一旦於中國前途出路若有所見，則亦不復以學問為事。究竟什麼算學問，什麼不算學問，且置勿論。卒之，對中國問題有了我的見解思想，更有了今日的主張行動。回顧過去，我就是這樣跋涉在自己的人生征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