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長樂：我是老初二，1967年在甘肅下鄉。有句老話「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在邏輯上，它是有一定道理的。「文化大革命」中，我的父母被鬥，我們幾個孩子舉目無親，那種痛苦真是不好受。在一般同齡人中間，我吃的苦可能要多一點，這也是一個量變和質變的問題，我們當時有一種宿命論，認為就該吃這個苦，覺得「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這也可能是阿Q精神帶來的自律，在心靈深處就不覺得特別苦、特別無助與無奈了。原來我家在北京一個大院裏，各家的父母基本都被打倒了，於是我們就自發組織起來，我帶大家晚上背著槍巡邏，所有人把家裏的世界名著都找出來互相藉著看，看完大家談體會，我們沒有耽誤什麼時間，每天排得很緊，還學鋼琴等樂器。採訪者：在你成長路上，哪句話對你影響最大？劉長樂：你們有沒有看過《船長與大尉》？這本書裡有句話對我影響最大：「奮鬥探求，不達目的誓不罷休，永遠做一個出類拔萃的人。」它是寫一個小孩成長的過程，經過了坎坷和風雨，最後成功。採訪者：你的兩個女兒的名字很有意思，為什麼一個叫點點、一個叫滴滴？劉長樂：她們是雙胞胎，生下來的時候比較小，一個四斤二兩，一個五斤一兩，她們是1980年7月份出生的，那時候起名字用高山、大海的比較多，我說，我們就是平常百姓，點點滴滴、平平淡淡就完了。我自己有志向就夠了，我不想讓女兒那麼累，我覺得點點、滴滴就很好。採訪者：女兒現在在哪個媒體工作？劉長樂：滴滴在福克斯新聞（FOXNEWS），目前當編輯。採訪者：你經常給她建議如何把工作做好？劉長樂：我更多是在問她，比如最近幹什麼、怎麼做啊，我不是在套其他媒體的情報。我讓她增加觀察能力。點點是在美國西海岸一個比較好的學校學MBA，我想讓她把博士也讀完，她還小，明年（2004年）二十三歲，讀完博士才二十五歲。採訪者：「親兄弟明算帳」是你做人的原則嗎？劉長樂：做生意和做人是不一樣的，有些做人的準則不能帶到做生意上來。我今年（2003年）年初在我們公司的講話中說，我是一個頂天立地的人，頂天是我們有志向、有頭腦、有追求，立地就是儘管有那麼多追求，但要腳踏實地，一件一件事做，一件一件事想，一步一步走過來。有很多人好高騖遠，想的多、做的少。立地是我們的追求，有的人立地，但頂不到天，不知道自己要幹嘛，有些人想像力豐富，但不做實際的事情。我們要把頂天立地結合起來，這可能是我比一般人想得多一點，也是優點吧。另外，還有俠骨丹心，要持久追求，而且要有誠信。採訪者：平時除了多想點、愛侃侃，還有什麼愛好？劉長樂：我最大的愛好就是求新，這不是具體愛好，是一個價值取向的問題，更希望攫取新的東西。一個做媒體的人如果不知道什麼是最新的，這怎麼行呢？對於知識來講，它是有保鮮期的，現在產品的保質期都很短，何況知識。我在知識更新方面比較快，這樣可以保持一個年輕的心態。採訪者：你還想去做報道嗎？劉長樂：這個願望非常強烈，包括伊拉克戰爭。我說，我如果沒有這些事情，我最希望到一線去。那種興奮，衝動到了有點兒痛苦的地步，因為自己乾的事情，而自己想乾卻幹不成，非常痛苦。採訪者：你在人生感悟方面，對我們年輕人有什麼建議？劉長樂：我覺得頂天立地是很重要的。現在年輕人，想像力是都有的，就是要腳踏實地，一步步走，一件件事情乾，這個是非常重要的。我們需要跳躍性思維，但不是省略這個過程，而且這個過程要好好做。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當然，現在很多年輕人沒有志向，這也是個大毛病。採訪手記2003年4月13日——一個陽光燦爛的周日，我們來到劉長樂在北京的辦公地點——紫金賓館。這是一座距離**城樓不遠的老建築，據說曾是外國使館。劉長樂的辦公室設在這座建築物的二層，是一間有著面南窗戶的、高大寬敞的房間。當劉長樂把我們讓進來後，自己坐到他固定的位置上，他的後面擺放著一座一米多高的笑彌勒佛。在接受採訪的過程中，劉長樂一直在抽著香煙，但採訪者發現他一根煙隻抽三口，大多都燒掉了，而且他好像並沒有吸進去，抽煙對他好像只是為外界擺的一個形象。他說，煙只是「道具」，在談話時抽煙是一種精神的轉移。劉長樂在採訪前就和我們打好招呼，以前被其他採訪者採訪過的問題不要問，但實際上我們提出的許多重複問題他還是很高興地回答了。劉長樂是個**，在中國劇烈變革的轉折年代之中，他憑著對時代把握，抓住機會創造了一個神話，一個香港人看起來不像香港電視台、台灣人看起來不像台灣電視台、大陸人看起來更不像大陸電視台的鳳凰衛視，可以說他是個成功的、有遠見的「機會主義者」。當談及鳳凰衛視時，劉長樂自豪、躊躇滿志的心情溢於言表，話匣子一下子打開了，言辭鋒利並容易衝動，對我們提出的問題坦誠應對，但當問及其「第一桶金」時卻避而不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