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胡適在哥倫比亞大學的訪談內容相較，我和梁漱溟間的訪談顯得較自然，這是很清楚的。胡適在哥倫比亞大學的計劃中佔有相對大的分量。在我和梁漱溟的訪談中，我無意將內容以口述歷史的形式出版。1980年和1984年兩次訪談，我的動機主要有兩重。首先，我希望為我所著的梁漱溟傳記的修改工作增添他在生活方面的資料；其次，雖然梁先生當時健康情形頗佳，神志清明，但畢竟年事已高，故我想儘可能保存他在漫長且曲折的人生中的珍貴經驗。

但我無意對其進行編輯或入檔收藏，這是一般如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研究的採行模式。這些1984年的訪談資料歷經二十餘年仍未經謄寫，尚保存於錄音帶中。我在1986年出版的梁漱溟傳記第二版推出以後，我全然忘記手上保有這些錄音帶，直到最近，外研社請我將其整理出版。當我好不容易將這些錄音帶找出來後，我發現其中有很多標籤已脫落，不易辨明錄製日期。我一一仔細聽過，以確定他們的錄製順序。

從某一角度來講，這些訪談代表著立傳人和傳主間一次偶然性的相會。說是偶然，實因背後許多因素在某一時間點上交會，促成了此一會面。第一項因素便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讓中國與世界接軌。這讓我有機會接觸梁先生。第二項因素便是傳記的出版及成功。當我和梁先生晤面時，該傳記已贏得亞洲史主要獎勵。由於該書的成功，梁先生亦有耳聞，並很快地間接聯絡我，告訴我歡迎我往訪。第三項因素則是梁先生個人的身體和心理健康情況較佳。甚至在1984年，當時他已逾90高齡，我仍覺得他和1980年的健康情形相距不大。

我於1980年訪問梁漱溟之後，一直和他保持聯繫。我心裏一直認為首次的訪談資料即為珍貴的歷史文件。當我愈往這方面思考，愈覺得梁先生是一位獨特的歷史人物，他的生命貫穿了20世紀前80年中國的每一個重要歷史事件。他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獨特且驚人的見證者！讀者若從梁漱溟似乎總是身處重要歷史事件之中這一角度思考，便知我以上所言不虛。例如，梁先生清楚地記得1900年義和團進入北京時的情形。事實上，當年義和團入京時曾立即給梁漱溟的個人生活帶來了重大的影響。他當時正在一所西式學校就學，該學校由他家庭的朋友彭詒孫先生經營，彭先生也是在梁漱溟與我的訪談內容裡所提到的第一個歷史人物。由於學校有西式課程(如英語和科學)，義和團焚毀了學校，梁漱溟因此無法繼續就讀。為了不讓漱溟有機會自修，他的家人甚至將他的課本全數燒毀。就在此事發生五年以後，梁漱溟以一個學生的身份，參加了中國近代史上首次民族主義式的學生運動——抵製美國貨。又五年，梁氏加入同盟會，成為地下革命分子，工作內容包括從事一些「子彈和炸彈行動」。一年後，他擔任記者，並在南京見證了中華民國的成立。又過了兩年，他和反對袁世凱的勢力接觸，直至他全心全意修習唯識宗佛學為止，他也因此成為20世紀初佛教復興的重要人物。眾所周知，梁漱溟在五四運動的中心北京大學教書，而且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也因此認識了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章士釗、**、熊十力、梁啟超以及其他當時中國重要的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