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20年代，梁氏也和各式政治、軍事人物有所接觸，如李濟深、馮玉祥、閻錫山和韓復榘等人。他甚至與許多愛好中國文化的歐洲人士結為好友，包括了AlfredWestharp（衛西琴）、RichardWilhelm（衛禮賢）等。30年代，梁漱溟持續對政治和社會事務傾注關心，他結交了幾乎所有的改革運動的提倡者，如黃炎培和晏陽初等人。他也認識了許多國民政府的官員。他去了延安並且與**對談。他參與創立了一個既非國民黨、亦非**的政治組織，即日後的中國民主同盟。他於過程中創辦了《光明報》。梁漱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緊接而來的國共和談中扮演了關鍵角色。這一串他認識的重要歷史人物的名單以及他所親身參與的事件可以一直寫下去，但是我感覺這已足夠證明梁先生是第一手歷史知識以及關鍵且獨特史料的來源，我因此決定於1984年繼續訪問他。

作為（在當時）梁漱溟唯一的傳記作者，我很幸運能將訪談內容以口述歷史的方式呈現。我感覺有某種急迫性的原因使我從這方面著手。當時梁老已逾90高齡，身體狀況就如同所謂「風中之燭」般，因此，我儘可能快地回去見梁老，以便展開第二次訪談的錄音工作。如同首次，訪談地點在梁先生住處，我每天早上前往，每次時間幾小時，共進行一個多星期，訪談過程中我深感梁先生的記憶極為清楚。

我在這次訪談中問的問題完全集中於梁漱溟漫長且曲折的一生中所認識並交往的人物。在1984年做的這些訪談中，梁老輕鬆回憶起許多不為人所熟知的人名。梁老立身處世正直誠信，早為世人所稱，我想他斷不至於故意閃避問題甚至捏造回答。這些訪談錄音有個小問題，當中有部分內容與1980年筆錄《這個世界會好嗎》重複。再說，由於我向梁老請問許多歷史人物，而他總是不厭其煩地向我解釋一些早已為人所熟知的歷史背景——他大概以為我是外國人，故有必要做解說。然而，現在回想起來，我也覺得這些歷史背景解釋確實有必要，因為它們反映並支持梁先生個人的歷史觀點。

由此，我不禁想起口述歷史的另一項好處，它能盡量補充生活中各層面因未留下足夠文字記錄所產生的盲點或缺憾。這份訪談筆錄，如同已出版的首份（《這個世界會好嗎》），完全以錄音為準，段落文章亦未經潤色。當然，這也表示我有限的中文能力恐將難逃讀者的眼睛（想來甚是慚愧）。

本次訪談的地點與首次訪談一樣，在梁先生住處的小房間內進行，地址是木樨地22號宅。必須特別註明的是，這些錄音的訪談均是在1984年9月錄製。但其中有一例外（即本書所收錄最後一節），這一例外是在1986年，那是我和梁先生之間一次隨意閑聊的部分錄音。至於我那時為何在北京，說來話長，我也頗願意在此與讀者分享：原來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作為美國國家科學院的組成部分建立於1972年，旨在推動中美兩國間的學術交流事宜。1979年，中美兩國正式建交以來，雙方開始互派訪問學者。然而莫斯利事件後，那些研究領域為中國鄉村社會的美國專家在中國失去了研究基地。他們開始向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施加壓力，申請這樣的研究基地。當時，MichaelOxenberg（麥克?奧克森伯格）擔任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的主席，他直接寫信給鄧小平提出了這個請求，請求被轉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但是最終只有山東省社科院院長劉蔚華給了肯定的答覆。1986年春，奧克森伯格代表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委派我去鄒平進行考察，並寫出一份調查報告。他告訴我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正考慮在鄒平設立一個研究基地。鄒平考察之後，我在北京拜訪了梁先生，向他講述了我在鄒平的所見所聞。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我將我們的部分談話內容錄了下來。後來，我給梁老先生寫了封信，信中描述了對美國學者「開放」的鄒平以及這一發展的重要性。梁老一直以來對鄒平的民生非常關注，他將我的信登在了《光明日報》上。

1985年後，梁先生和我仍有許多面談的機會，但我並未將內容錄下來。這些談話都是較為輕鬆的閑談，而不是正式的訪談。例如1985年我和內子一起拜訪梁先生。他非常熱情地招待我們，我們如同老朋友般天南地北地聊天。我現在仍然可以一字不漏地記得當時部分的談話內容，但我並未將這些內容收入本集之中，因為這部作品是我們訪談內容的直接錄音譯文。我目前正在重新撰寫梁漱溟的傳記，我計劃利用和他所有的談話記錄——無論錄音與否——作為修改的資料。

整體而言，我提供這些與梁先生的錄音訪談作為珍貴的「原版」歷史文件。我也有意將其譯成英文並附加一些評論。我在此謝謝外研社與人民出版社以及吳浩先生的努力，使這些文件有機會呈現在讀者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