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時候的最大苦悶是沒有一個能相互說話的朋友。她低下頭隨便翻看了兩頁稿紙，這部小說尤其加深著她的鬱悶。小說描寫了幾個單身的知識女性生活。在寫女人的苦悶上，這部小說表現了前所未有的現實主義。她拿起筆在筆記本上隨便寫上了「前所未有的現實主義」一行字。她通常一邊看稿，一邊就這樣簡單做著劄記。既為著看完和作者談，也為著寫稿簽時有個大概要點。身後，傳來女兒紅紅的響動，不知她在做什麼。接著又出去了一趟，是到院子裏上廁所去了。回來後又打開箱子拿衣服，像要鋪床睡了。「紅紅，你幹什麼呢？」李文靜回過頭。紅紅坐在床上低著頭，神情有些慌亂。「紅紅，你怎麼了，是不是不舒服了，臉怎麼這麼紅？」李文靜站了起來。紅紅把頭埋得更低：「媽媽，我是不是來了……」「來了什麼？」李文靜看著女兒的模樣，感到有些蹊蹺。她發現被子下壓著什麼，翻開一看，心裏「咯噔」一下，裏面是條換下來的褲衩。「你來例假了？」她面對著女兒在床上坐下。「不知道。」女兒聲音很低，她抬頭看了看母親，「媽媽，別人會不會說我？」「當然不會。這是人人會有的。」「我有點害怕。我該不是小孩兒了，是嗎？」「是這樣。你慢慢就長大了，該成青年了。」「當大人可不好了，還要結婚、生小孩，可麻煩了。」「傻丫頭。」「我以後就不結婚。」「為什麼？」「結婚不好。」「怎麼不好？」「就是不好。」女兒又抬起頭看了看母親。那目光使李文靜沉默了。女兒是從母親那兒得到的教訓。「媽媽，我不願意當大人。我大了，你就該老了。」紅紅把頭輕輕抵在李文靜懷裏。李文靜撫摸著紅紅的頭髮。女兒的頭髮是潤澤柔軟的。她心中既充滿母愛的溫情，又漾起女人的悵惘。女兒很快睡著了。她背靠桌子坐著，久久端詳著女兒，竟沒有注意到李向南走了進來。「我剛從爸爸屋裏出來，看見你這兒亮著燈。姐姐，你想什麼呢？」李向南問。「沒想什麼。」李文靜勉強笑了笑，「你跟爸爸又談了談？」「我給他送去一篇文章。」李向南坐下來，「姐姐，你還是每天忙著看稿？」「我還能忙什麼？」「生活有什麼變化嗎？」「沒有。」李向南把屋裏掃視了一下，一切照舊。還是兩張一樣的單人床相對放著；還是兩張一樣的二屜桌，李文靜的一張靠窗，紅紅的一張靠牆；還是那兩個一樣的書櫃，母女倆一人一個。老房子了，牆壁也顯得有些灰暗。所有的傢具連地方都沒移動過。「姐姐，你的生活應該有點變化。」「有什麼可變的？」李文靜淡然一笑。「總應該更積極些。」「又來給我說教？」李文靜又笑了。在這個家裏，她惟有和這個大弟弟能推心置腹地談些話。「你也說我說教？」「什麼叫『也』啊，還有誰說你說教？」李向南臉微微一熱，他想到林虹了：「我在古陵的時候，有人說過我。」「是那個林虹嗎？」「你怎麼猜到她那兒了？」「很容易想到那兒。你對別人說教，別人又說你說教，這裏有特定的人物關係。農民總不會說你說教吧。我猜得對嗎？」「對。」「你和她關係到底怎麼樣？」「我也很難說清楚。」「她性格有變態嗎？」「有一點吧。」李文靜看了弟弟一眼：「那你要慎重。」「姐姐，照理說你應該比較同情這樣的女性。」「我站在我的立場上可能是這樣。可我站在你的立場上，考慮又不一樣了。」李文靜略一停頓，「你覺得矛盾嗎？」「人考慮問題本來就有多種角度嘛。」「你搞政治，別人就用生活上的事情攻擊你。什麼事一和政治攪到一塊兒就複雜了，也令人厭惡了。」「還不光是和政治呢。」「還和什麼？」李向南一笑，沒回答。「有什麼不好說嗎？」「倒也沒什麼不好說的。」李向南把亂糟糟堆滿桌子的書籍、稿件往裏略推了推，把胳膊肘放在了桌上，「省委書記的女兒也在縣裏，她對我好像也很感興趣。」「多大年紀，幹什麼的？」「二十二三歲，大學畢業，搞文學的。」「人怎麼樣？」「聰明，可有時候又很可怕。」「可怕？」「嫉妒心、報復心都極強，還是個小權術家。」「她見過林虹嗎？」「豈止見過，林虹過去的丈夫就是她哥哥。」「這可更複雜了。你和林虹來往，她很受不了，是嗎？」「比這嚴重多了。」「那你這次來北京，可以擺脫這個三角關係的糾纏了。」「她們兩個人都來北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