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您的九千馬克呢？」林虹問。「繳了。為繳這筆外匯，跑來跑去跑了好幾天，沒地方收。最後總算繳到外匯局了。丹林、丹妮他們都說我傻。」「那您的房子問題更解決不了啦。」「大概是。」范書鴻苦笑了一下，「難度更大了。隔壁鄰居老王是所裡的鍋爐管道工，原來說一間換一間不往外搬，要一間半。現在又提價了，非要兩室一廳的單元不可。」半導體收音機裡正在播放京劇《群英會》。「咱們搬不搬哪？」王滿成坐在竹椅上品著茶，慢聲慢語地問。兩個上小學的兒子已經睡下。屋子裏狹窄擁擠。「搬什麼，就東三樓那一間半？」老婆張海花正低頭在縫紉機上做活兒，叭地放下剪刀，人胖氣粗，「兩室一廳，沒這就不搬。」「你沒看，范老他們一家擠著也怪可憐的。」「你可憐他們，誰可憐你啊。你一個爛工人，現在是最不值錢的。照顧誰也照顧不上你。反正他們現在要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咱們佔著這一間，不給兩室一廳就不搬。」「咱們先搬過去，往後再慢慢找著所裡要兩室一廳唄。」「我告訴你，一旦搬出去了，就沒人管你了。現在可是重視知識分子，擠兌工人。你沒聽人說：老二分了田，老九上了天，老大靠了邊。他們有啥可憐的？又出國，又有錢，工資是你三四倍，劃拉一篇文章就是多少錢。咱們也不是和他們過不去，『文化革命』那會兒范老挨鬥，咱們沒可憐過他？我這是和你們所當官的過不去呢。我要是你，不給房子，冬天就讓你們機關暖氣全不通。」「那這鄰居也太不講理了。」林虹說。「他們的考慮也能理解，將心比心吧。」范書鴻不無感嘆地說。「您在這樣的條件下搞歷史研究也真不容易。」「我算什麼研究啊。」范書鴻搖了搖頭，「這不是，明天，」他翻了一下台曆，「有個法國歷史學家，是法籍華人，叫鄧秋白，我要請他和太太吃飯。他是我，噢，還是你爸爸，四十年代一塊兒去歐洲留學的同學。明天你也一塊兒去吧，你看，」他輕輕拍了拍寫字枱上堆放的四大摞硬皮精裝書（大概有幾十本，碼成一個立方體），「這是他送我的著作，加起來有一人高吧，著作等身。可我，想回送他一本書，卻幾乎找不出來。」老歷史學家拉亮紅紗罩枱燈，使屋裏再增加一些亮度，然後，在擁擠中挪開椅子費勁地站起來，拉開身後緊貼著書櫃的玻璃，從裏邊抽出一本頂多有三百頁的平裝書：《佛教在中國的歷史》。他輕輕拍撣了一下書上的塵土。「回國幾十年了，我只出過這一本書。」他翻了翻，書中夾著很多紙條，他拿出一張看了看，朝林虹抖了抖，「就這一本書，還要對許多地方修改後才拿得出去。……這就是我一生的『成就』啊。」他把書慢慢放到寫字枱上，用右手撫摸著，左手下意識地摩挲著那堆碼成一個碩大正方體的四摞書。他自己的書，薄薄的一本，薄得幾乎沒有厚度，手指透過書似乎便直接感到了桌面的硬度。質地低劣的封皮，軟遝遝的，沒有一點張力。老同學的書，厚厚實實的一垛，堂皇氣派，精裝封皮硬挺挺的，燙金字赫赫然的。沉甸甸的一垛書壓得寫字枱要翻傾過來似的。他右手不由自主地用力再用力壓住自己那本薄書，好像這樣才能維持這個大天平的平衡。書的對比大概使他回想起一生走過的道路。「當時我回國了，他沒回國。一晃三十年過去了。」范書鴻感嘆道。兩個人都不再說話。大概是為著打破這不該有的靜默，范書鴻又從書櫃裡抽出兩本大學的歷史教科書：「還有，就是這教科書了。我只是十幾個編委之一。也不能算我的著作。」又是兩三秒鐘沉默。聽見窗外傳來一個女人的呻吟。「您現在後悔嗎——當初回國？」林虹輕聲問。范書鴻看了看林虹，搖搖頭：「已經走過的路，有什麼後悔的？」「如果能夠重新選擇一次呢？」「還是要選擇回國的吧。」「為什麼，這三十年不是把您的學術事業都耽誤了？」「我主要是為了孩子。他們應該回到中國來。」林虹剛要說什麼寬解的話，范丹林回來了。他沖她笑笑，轉向父親：「爸爸，您這左手一大垛，右手一薄本，可真是個蒙太奇對比。這充分證明前些年，我們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文化上是多麼可悲。」范書鴻不滿地瞥了兒子一眼。「爸爸，您明天就準備把這麼一本佛教史回送鄧伯伯？」「還有這兩本教科書，集體編的，不一定合適吧？」范書鴻看著兒子，猶豫不決。「這哪能送出去啊？」「那，就只有這本佛教史了。」老歷史學家顯出了可憐。「這本也別送了。」「怎麼？」「這本書是什麼年頭寫的？那種理論模式下寫的東西，一點學術價值都沒有。」「起碼有點資料意義吧？」范書鴻小心地說。「有什麼資料意義？這本書現在看，沒什麼信息含量。趁早別送人。拿出去還不夠丟臉敗興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