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賀龍、關嚮應、段德昌率八、九師轉渡襄河，夏曦則與紅七師師長王一鳴堅守內線。9月初，敵軍突入瞿家灣後方機關，紅軍後方醫院三千餘傷病員落入敵手，慘遭殺害，紅軍兵工廠、被服廠等所有後勤機關悉被焚毀。

又過了二十多天，夏曦帶領七師殘部一千餘人在鄂北趕上紅三軍主力，見面的第一句話就是：「洪湖蘇區失陷了。」

「**一生都要講真話，心中想著人民。」段德昌不肯說假話，始終把收復洪湖蘇區掛在心中，為此埋下了殺身之禍。賀龍高呼刀下留人，三次力保愛將，終不能免其一死。奇特的公審，奇特的刑場，全軍將士哭泣著為「火龍」送行。段德昌臨死提出三條要求，有一條是「用刀殺我，留下子彈打敵人」。

「洪湖蘇區丟失，原因何在？」段德昌代表廣大將士尖銳地向湘鄂西中央分局提出這一問題。從夏曦進入蘇區執行「左」傾路線開始，段德昌就旗幟鮮明地站在抵製、反對的立場上，堅定地支持以賀龍為代表的正確主張，這就是人所共知的「反夏不反賀」。

湘鄂西根據地第四次反「圍剿」鬥爭所以失敗，最主要的原因是「左」傾政策、錯誤的軍事策略和嚴重的「肅反」擴大化，尤其是內部「肅反」極大地削弱了黨、政府和紅軍的戰鬥力。大多數老同志都說，湘鄂西根據地是被「夏曦殺垮的」。但是，夏曦完全持相反的觀點，他認為洪湖失敗的原因是暗藏在革命陣營內部大批反革命、「改組派」破壞的結果，因此，到達大洪山後，就開始了第二次肅反，並且把肅反與段德昌掛起鈎來。

賀龍回憶說：「洪湖的區縣幹部是殺完了。紅三軍中到最後有的連隊前後被殺了十多個連長。夏曦在洪湖殺了幾個月（即第一次肅反），僅在這次肅反中就殺了一萬多人。現在活著的幾個女同志，是因為先殺男的，後殺女的。敵人來了，女的殺不及才活下來的。洪湖失敗後，夏曦與紅三軍在大洪山會合，在那裏打圈子時，他仍然是白天捉人，夜間殺人。捉人殺人都沒有材料根據，都是指名問供。比如捉樊哲祥、譚友林等，因為他們曾在段德昌的領導機關刻過油印。」

很多老紅軍都用「陰狠」來形容夏曦。在洪湖蘇區，儘管段德昌公開反夏，除了給予黨內處分外，夏曦還能保持幾分忍耐。一出洪湖，他就露出殺心，並且毫無顧慮地把目標鎖定在段德昌身上。為什麼會有這樣大的變化呢？

一位當年與夏曦、賀龍、段德昌共同戰鬥過的老將軍這樣分析道：

夏曦來到湘鄂西，除了殺自己的同志外，實在沒有什麼成績。蘇區的失敗，主要是「肅反」把各級軍政幹部殺光了，沒有幾個人會指揮作戰了。憑國民黨進行「圍剿」是打不垮我們的。夏曦並不傻，只是太陰狠。如果沒有撤出洪湖蘇區，夏曦可能殺掉賀龍，留下段德昌，因為段是洪湖蘇區和紅軍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在洪湖與敵人鬥爭，憑夏曦是不行的，所以他不敢殺段德昌。到了湘鄂邊，賀龍是那塊蘇區和紅軍的創始人，威望高，群眾基礎好，夏曦要想保住自己的命也不敢殺掉賀龍。那個時候，分局書記一句話，說殺誰就殺誰，他真要殺賀龍，別人也沒有辦法。我看，他想殺賀龍，又不敢殺。

在大洪山一帶，夏曦逗留了很長一段時間，猶豫不決。一方面。他對恢復洪湖蘇區失去了信心，想一走了之，另一方面又有所顧忌，因為賀龍、段德昌等人都堅決主張打回洪湖，同時還怕中央會追究脫離蘇區的責任。直到有一天，他見到紅四方面軍離開鄂豫皖蘇區向川陝轉移的佈告，才下定決心：「紅四方面軍可以離開蘇區，我們也可以離開，我們到湘鄂邊還不是離開，從那裏還可收復洪湖。」

在向湘鄂邊轉進的過程中，夏曦加緊實施第二次「肅反」，先後捕殺二百四十一名幹部，遭到株連的戰士更多，紅三軍由出發時的一萬四、五千人銳減到九千餘人，而且思想混亂、士氣低落、人人自危，戰鬥力極其薄弱。

1933年1月13日，在經歷三個月的長途跋涉後，紅三軍來到賀龍的家鄉－－湖南桑植，佔領縣城。在這裏，紅軍獲得了一個極好的喘息機會。

「湘西王」、國民黨新編三十四師師長陳渠珍與賀龍是一對老「朋友」。他們共過事，打過仗，交過手，留下了數不清的恩怨。陳渠珍忌憚賀龍的指揮才能和紅三軍的威名，主動寫信議和，提出可以讓出桑植、大庸等相鄰幾縣，雙方簽訂互不侵犯協議。

陳渠珍主動伸出橄欖枝是為了保存實力。而在當時，紅軍也急需休整。

賀龍將信遞給夏曦，說：「陳渠珍是個玻璃猴子，對他的話不能全信，但是，達成暫時的妥協有利於我們爭取一個休整和發展的時間，哪怕是先拿下桑植全縣也好。」

夏曦不屑一顧：「陳渠珍在玩手腕！這種淺薄的伎倆，你們看不出來，還由他擺佈？」

兩人爭執不下，於是把九師師長段德昌、政委宋盤銘找來商量。

「這是個好機會。」段德昌脫口而出：「我們的部隊長途行軍，體質下減，因傷、因病減員嚴重，給養困難，現在已是寒冬，戰士們還是穿單衣、草鞋，戰鬥力已非當年。如果能夠利用敵人的矛盾，先站穩腳跟，對於將來的作戰和爭取戰場主動權很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