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彥琳筆名小於。2000年畢業於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獲碩士學位。1999年進入《三聯生活周刊》文化部實習，畢業後成為正式記者。現在供職於《中國電影報》。

開始

我到《三聯生活周刊》的時候是光頭的。

2000年夏天，我還在中國電影資料館讀書，"研三"的生活非常鬆散輕閑，就給一些媒體寫稿子。我的朋友，現在《虹》雜誌主編朱芸當時還在《世界都市》當編輯，她說我可以去那裏找個小工作乾乾，我去《虹》與人力部人見面，很不成功。但就是那天碰見朱芸的校友，當時"三聯"的記者王琿。王琿與朱芸百年不遇，就遇見了這麼一回，把我引進了《三聯生活周刊》。

那個時候寫電影的卞智洪剛剛離開周刊，好像去了TOM，王琿知道我是學電影的後，就問我願意不願意去《三聯生活周刊》。在這之前我根本沒有聽說過這份雜誌，我惟一關心的問題有兩個：第一是不是可以隨便上網，王琿說可以，每個人都有電腦。第二是收入如何，王琿說兩三千。這些錢，對我一個學生來說真不少了。我就答應了。

現在四年過去，我也不在《三聯生活周刊》了。回頭想想，能進生活周刊真是覺得不可思議的機緣，如果我去了別的媒體，如果王琿沒有一回頭看見朱芸，如果她只看到朱芸而沒有跟她回辦公室，現在我在哪裏只有天才知道。

幾天之後，我就光著頭去了周刊編輯部。凈土衚衕真的很難找，我在鼓樓一帶轉悠了至少一個小時才摸到周刊。我摸索著上了二樓，舒可文老師接待了我。舒可文是我在《三聯生活周刊》拿到的最大的"紅包"。我不知道她怎麼看待我：一個老結不了婚的貧嘴?

但當時舒可文見到我的時候一點都不吃驚，彷彿女的光頭很正常。她穿著黑色長裙，點了支煙，我們倆人坐在老式破舊沙發上。她簡單問了我是學啥的，問我知道周刊風格嗎?我老老實實說:"不知道。"她就彎腰不知道從哪裏掏出來幾份雜誌，讓我回家看看，了解了解。舒可文說我可以先寫兩篇文章看看。我就走了。

舒老師和我，我們倆的記憶一向有偏差，所以舒老師看到這裏請不要與我爭論，探討即可。

那時候"三聯"的辦公室，跟《編輯部的故事》裏差不多，灰撲撲的很舊。我非常懷念會議室那個怎麼也擦不幹凈的大圓桌子。中午大門外頭周刊食堂打了飯，有人留在食堂吃，有的人拿到會議室，邊吃邊討論，說什麼的都有。後來周刊搬回三聯書店，大家也在會議室集體吃盒飯，但會議室的桌子上少了什麼。少的是當年在凈土衚衕時開會的氣氛。

做經濟報道的謝衡說她剛來時，被周刊開會的氣氛震住了。她每次說這個，我就跟她說原來在凈土衚衕開會的情景。任何一個記者提出選題，幾乎都會引起全部成員的討論，討論得非常詳細，每個發話的人都能從自己的角度提出建議，並補充部分材料。那段時間我受益非淺。

這會兒寫回憶文章的時候，我忽然有點懷疑，我是不是過度美化了自己的記憶，當年真得就那麼好嗎?也許當時所有的人，包括周刊都在急劇的成長期，自然有那樣一股氣勢。這麼多年我經常想起那時，真有可能被這種氣質影像修改了自己的記憶。無論如何那時候真好，上班的時候穿過衚衕，到單位，看見同事都非常高興。作為新來的人，對其他記者，我有敬仰之情，仰視之。所以我覺得當時辦公室的同事不乏神人，越琢磨他們越有意思。我記得酈毅，她平時悶不出聲，偶而說話卻常常語出驚人。有時開會，她手機響，居然是警報一樣的聲音。

交稿

2002年，我換了一個手機，可以自己錄鈴聲。我錄的鈴聲是"該交稿子了！該--交稿子了！"舒可文故意在開會時打我手機，好讓所有同事聽聽這"駭人的呼聲"。

主編朱偉說這話的時候，聽起來跟緊箍咒似的，讓人頭疼。每個記者聽了都心驚肉跳。所以新鮮了兩天之後，他們呼籲我把手機鈴聲趕緊換了。

在"三聯"，寫稿子是最大的事情，無論你有多痛苦，到交稿的時候必須把稿子交出來。儘管大部分稿子都寫得非常難，但看合刊的時候還是嚇了一跳：這麼幾年已經寫了這麼多東西了。還有些文章都忘了自己曾經寫過。

我寫的第一篇稿子，是關於藏酷的。舒可文跟我說北京新出了這麼一個地方，讓我去採訪設計者林天苗王功新夫婦。我跟他們約了，他們派了司機到國貿接上我，去了他們在通縣的家。

林天苗他們家非常漂亮，但院子裏蚊子多了一些。初次採訪，我還是免不了緊張，問的問題也丟三落四，林天苗不禁提醒我:"你這句話其實是兩個問題啊?你想我先回答哪個?"

回宿舍後，我寫了一篇文章，第二天拿去給舒可文看。過了一會兒，朱偉讓我去他辦公室，舒可文也在。至今我都認為，這是我在周刊聽到的最有用的一次指導。從此我知道有文必錄和單純描述性的文章不是周刊要的，如果一個事情成了事件，背後定然有別的東西，把這個東西寫出來才是重要的。在此後四年裏，我不論寫什麼文章，總會記起這個。

四年裏，我的進步非常緩慢，至今我還不是很能把握要寫的一些東西。但在周刊，我仍然有所得，就是能隱約看到彷彿有些東西在那裏，等著我把它寫出來，不然面前的東西仍然是不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