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痛苦的一次，應該是2000年我回洛陽採訪聖誕節那場大火。我是洛陽人，但接近災難真相仍然非常困難，家屬幾乎不願意再回憶過去的事情。我通過父母的關係找到一位倖存者，談到那天晚上的經歷，她還是忍不住顫抖。參與救援的公安再三推脫，才終於接受了很短的一次採訪。更多的時候，我知道採訪對象就在門裏，但我只能在門外轉來轉去，無法得到他們許可，帶我去的人跟我說:"家人可難過了，都不好意思說這事。"

冬天我很絕望坐在自己家，想著難道這關過不了了。後來我很沮喪地跟朋友說:"你看看我，都內分泌失調了。"老實說，我無數次面臨交稿時，都有失調的感覺。

跟我一起去洛陽的，是當時主筆高昱，我寫大火，他寫洛陽這座工業城市的失落。鬼都不會相信，高昱比我還小兩歲。他比我老練有把握得多了。

回北京後，我把近萬字的稿子寫了三遍，最後一遍是主編把我關進他屋子，排除任何打擾寫出來的。雜誌出來後，我自己看了也不是很滿意。這次事情讓我面對社會部記者自覺不如，也看到能力的界限。我還是集中注意力寫電影好了。

這原來也是個故事

三聯鄉周刊村是個移民村，人口變動不居，變動的兩個原則是適者生存與意興闌珊。由於各種原因，周刊村從凈土衚衕，搬到安貞大廈，最後落在鄉政府邊上。

周刊村分大大小小的生產組：李鴻谷，社會組的人慣稱李大人，領導成員最多的社會生產小組；國際組，退伍軍人蔡偉二進周刊後領導了這個讓周刊村放眼世界的戰鬥集體；其他還有經濟組什麼的。不過這個已經是過去的結構了，現在為了促進生產發展，一切都在調整。

有一陣周刊村要實行末位淘汰制度，文化組的小於連眉毛都不動--那個時候該組兩位主筆，只有她一位屬下每日放羊，如果開除了她，只剩下領導了，世界上哪有這樣的可能。一旦下屬過少，那麼一定是領導更需要下屬，而不是反過來。

兩位領導風采各具，有腿短到"劈叉不過像稍息"的王小峰，還有周刊幾大"定海神針"、被昔日經濟組組長高昱概括為"抽煙、說髒話、相夫教子"的舒可文老師。

在小於來之前，還有鍾和晏，被傳她幾乎不吃飯，大家這麼說是有道理的：第一，她非常瘦，比得上孫燕姿；第二，她反對單位聚餐，認為不如組織大家去看展覽。很快周刊數一數二的美女邢慧敏也來了。

幾個性格各異的人，組成了一個絕對稱不上色彩繽紛的生產小組，因為大家都愛穿黑色。即使小於後來移民到其他鄉放羊去了，也時常會想起來這個集體，太有趣了--四位婦女，和一位"婦女之友"王小峰。但奈何生產力低下，加上大家都對每日放羊產生了疲勞，來來回回就剩下兩位領導和小於。饒是如此，幾位牧民婦女經常見面交流放羊心得，談來談去還是周刊--只要有一個人還沒有移民，情況將永遠如此。

後來經常一臉無辜的孟靜來了，她擅長放一種叫做"電視劇"的羊，一時頗得村長青睞。老師說讓孟靜單單放羊太浪費了，她幾乎是八卦寫得最好的人之一。

後來輪到小於移民了。她去香港，沒及時去給羊打草，村長生氣了，呵斥了幾句。小於也生氣了，跟幾個同事說了一聲"再見"就走了。

之後就是別人的回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