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可文1995年進入《三聯生活周刊》，任文化編輯。時為中國科學院經濟管理學院哲學教師，副教授。現為《三聯生活周刊》副主編。

1994年有一個非常熱的夏天。我每天都得給我剛出生不久的小閨女洗好幾次澡，那時候她是我的天，我的地。閑著沒事的時候，不緊不慢地寫了本跟藝術有關的小冊子，主要是因為本來沒什麼別的事，有人願意出版它，正好給家裡添點進項，其他的事情都如外太空的奇聞。

奇聞之一就來自呂祥，他一直是我們家最近的朋友，隔三差五來聊天，那個夏天他時不時地說到三聯書店籌辦生活周刊的事情，我一耳朵進，一耳朵出，全然與我無關。後來天氣漸漸涼下來，這個話題的熱度也降了下來，我記得似乎是因為投資之類的事情。到了轉過年1995年，天氣又熱起來的時候，朱偉打來電話，問我在幹什麼。我在家當全職家庭婦女已經幹了一年多了，新學期開始後就得回學校接著教書去。他說，那多沒勁，還不如到《三聯生活周刊》來。懵懵懂懂的，我居然是按照學校開學的日期，9月1日，到生活周刊上班的。

最初的幾次選題會上，我聽著一群小姑娘、小小子興緻極高地彙報著他們四處搜集來的信息，有好萊塢某明星的什麼事，有某公司的什麼事，我如同墜入五裡霧中：這些事一向只能是茶餘飯後的談資，明明是別人的事，卻如數家珍，一本正經地把它們拉到和自己這麼近的距離，顯得非常不靠譜，總之，"別人的愛情總是那麼美麗"--這是生活周刊某一期的封面題目。接著，朱偉就要問:"角度?"這又讓我納了半天悶兒：有啥說啥，有根有據，還不行?不行，因為題目多數來自道聽途說，大家都在說的事，你有什麼理由再說它?全憑你從中發現了什麼"角度"，也就是它之所以值得說的理由。"角度"，在生活周刊的頭幾年是個最讓大家費心的詞，後來改成了比較平易的"你怎麼做"。

雖然來之前朱偉問過我，看不看一些時髦的書，我說看，來了之後我立刻感覺到他問的和我答的完全不是同一回事。原來以為不就找題目嗎?不就寫字嗎?後來發覺這完全是一份新活計，根本不是我習慣的那種題目和那樣的文字，好在這時候生活周刊還沒有進入真正的運行，我還有時間把舊習慣調整到另一種狀態。

很快，1996年一開始，生活周刊就進入了雙周的運行，我就像揪住青春的尾巴那樣，揪著這輛快車，買了不少我原來根本不看的書，壯著膽子寫著那些自個還沒想清楚的事，感覺是中年轉行第二春。

生活周刊有一個宗旨，就是要反映時代進程。一個時代當然是由各行各業的人構成，我一開始就被放在文化部，對於我來說首要的事情就是放棄原來習慣了的注意點，不能從書本上尋找說話的題目，必須在正在發生的事情裡找到可說的題目，哪怕是過了沒多久的事，在朱偉那兒也被叫做"醃兔子"。

城市文化中，藝術被拉入我們的選題有點偶然。雖然藝術家是非常敏感又非常特殊的一群人，他們有時候是批判者，有時候是時尚製造者，有時候是一種價值的製造者，有時候是一種價值的消解者。但那時候，中國當代藝術剛從非常邊緣的狀態漸漸進入城市文化的主流。就像商人賺錢有各種各樣的花招一樣，藝術家也有各種花招製造不同的趣味，他們的著數屬於藝術，反映的卻是這個時代、特定文化的氣質。以前在寫美學題目的時候，也要拿藝術家來分析，但那只是從作品或文字記載上做文章，材料和依據都是過去時態的。而這種進行時態的藝術現象充滿了魅力，大有可解釋的空間，可我完全不會採訪。

這時候，我的朋友邱志傑和王銘銘給了我極大的幫助。最開始的採訪是拿邱志傑練手，對邱志傑的採訪讓我第一次拿藝術的現在進行時態做文章，這顯然符合生活周刊對新鮮度的要求，但是有一段時間，我隻把採訪歸置在一個"角度"下，基本原樣地寫下來，因為這些材料根本超出我的分析方式。王銘銘幫我找到了新的方式，他給了我們家很多人類學的書，而且不論多麼細枝末節的問題，他都有問必答，有時候他也講一些他在做人類學田野調查時候的趣聞，我從中獲益不少。我問他是不是可以把藝術家當成一個族群看待，他說當然。此後我試著這麼做，即使是做藝術評論，也完全改為對作品閱讀、對創作者的創作方式和思維方式的閱讀，然後才有閱讀者的敘事。

藝術活動在那時候的媒體上基本還是一種時尚題目，或文化新聞事件，我寫的這些東西是一種很混雜的雜燴，不一定符合傳媒慣例，但朱偉還是都把它放在了"藝術"這個專欄裡，並一直讓它持續著。很快，生活周刊成了反映藝術動態的一個公共平台，也讓我給自己定的題目有了長期做下去的機會。北京被"**"圍困的時候，人民大學出版社約我把這些東西整理成《相信藝術還是相信藝術家》出版，算是我對這個欄目的一個交代。

2001年生活周刊變成了真正的周刊，那時候中國房地產已經成了城市中最活躍的產業，福利分房停止了，房子開始成為50年來普通中國人第一項大的不動產。改為周刊後的第一期封面故事就是《居住改變中國》。這本來是藝術批評家黃專策劃的一個展覽的題目，黃專、上河美術館的陳家剛，拉上我，討論了好長時間，越討論規模越大，後來又加入了潘石屹、張欣。我已經開始查找幾十年來和住房有關的政府文件、媒體報道，甚至小說裡寫到的居住狀態，最終因為展覽線索太多和一些其他原因，沒有做成展覽，卻成了我們雜誌現成的題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