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進程"，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成了一個到處見到的字眼，城市也進入了生活周刊的選題會，高昱最先在生活周刊開始以城市為題目做文章，他是一個有高度社會責任感的小夥，他從一個城市的產業結構、生存歷史等很民生的高度考察一個城市在快速變化中的種種狀況，這在編輯部裡也成一時佳話。上海蘇州河改造的時候，因為牽涉到很多藝術家工作室的搬遷，朱偉就讓我去做。去上海之前，老潘給了我一些人的電話，說他們都是研究上海歷史的人，也許能給我一些幫助。這個題目給了我一個真正做採訪調查的機會，雖然在家裏也做了一些功課，但是沿著蘇州河從東到西走下來，幾乎所有的東西和採訪到的所有人說的事，都是絕對具體，絕對鮮活的，把所有這些東西放在蘇州河的歷史和今天稍做對比，就發現，城市是一個太有意思的東西了，尤其是在它處於巨變之中，所有事先的判斷都會在複雜的具體問題中變得可笑，比如對舊建築的拆與保護這種最簡單的爭論，在種種的合理**中糾纏在一起，真不是誰高尚誰貪心能分辨得清的。那一次採訪讓我深刻地理解了真正的田野調查和書房做功課完全是不同的天地。後來，生活周刊又陸續以這種方式做了一些城市的話題，有順理成章的，也有敗筆。其實順著這些題目做下去，每一個都是很大的誘惑，剛覺得有意思就不能接著做了，因為，周末就得發稿。這種節奏雖然我已經適應，但是至今仍覺不爽。

回頭這麼一看，快10年的光景過去了，不僅我習慣了的方法論被改造了，世界觀也被改造了，從原教旨主義變成了現實主義。這不僅得益於採訪，也還因為我整天就和一幫比我小十幾二十歲的人混在一起，轉行的同時，也被他們調整著與時代進程的焦距。胡泳給我們帶進了互聯網文化，那時候他翻譯的《數字化生存》在全中國掀起了這個話題熱，完全是由於對他這個人的熟悉，我才會認真對待這種文化，不然我會把互聯網僅僅看成是一種工具。吳曉東在做《地產十年》的準備時，我仔細聽看他做的準備，要採訪的人和事，對比我在做《居住改變中國》時所關心的方式完全不一樣，雖然一個是說地產一個是說居住，但其中有很多相關的東西，他注意到的事是我完全沒注意到的。小於、鍾和晏愛跟我聊天說電影，即使是在我看過的電影裡，她們看到的東西總是和我不一樣，她們看到的東西比我看到的更貼近電影本身。在安貞大廈時有那麼一段時間，文化部被安排在躍層上的一個過道廳裡，落地玻璃前陽光鋪滿整個房間，這裏曾是編輯部最招人的地方。我們常常是坐在落地窗的窗台上聊天，即使是討論選題也是這麼坐著，因為我們四個人只有兩台電腦，誰都不好意思獨佔一台。隔壁的老潘經常到我們這兒待一會兒，其他部門的吳曉東、高昱、李三、蔡偉等等，都常到我們這兒喝茶，聊天，屬於悶騷型的苗煒、王星也不時到我們這兒站一會兒，偶爾點評一句，總在邏輯之外。後來王小峰又帶進了流行音樂，都是我這個年齡不會主動去聽的。就這樣，耳聞目染由不得地被他們改造了世界觀。

當然還有一個大的背景，生活周刊的10年是非常順時應勢的10年，它的成型過程正好是在中國進入開放社會的過程中，所有中國人都經歷著新時代的整理。生活周刊草創時期，這種類型的刊物在中國是第一家，誰都不熟悉這個刊物該是什麼樣的，做這麼一個事本身就等於是把自己定位在一個主動調整姿態的位置。可能大家對雜誌的理解不一定一樣，對所謂時代進程的理解不一定一樣，各自整理的結果也不一定一樣，但所有人都不可能逃避這種自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