勝利者的接收，就這樣成為貪官汙吏的「劫收」。***金子、房子、票子、車子、女子（漢奸的妻妾）都是接收大員巧取豪奪的對象，被人戲稱為「五子登科」。「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這句民謠，直觀生動地說明了民心向背的瞬息之變。國民黨一位負責接收的要員也不能不承認此點，他向蔣介石進：「像這樣下去，我們雖已收復國土，但我們將喪失人心！」有人意識到，這樣的接收使政府「基礎動搖，在一片勝利聲中早已埋下了一顆失敗的定時炸彈」。當時即有輿論，稱這種「光復」是「勝利的災難」。

此種況，國民黨最高層當然完全清楚。在1946年3月召開的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提出國民黨要「革新」，宋子文承認自己當時是負責接收的行政院院長，因此「不能辭其咎」。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政治報告決議案》則明確提出許多「革新」的要點，第一項即「多年以來，官商主義早已構成政治上最大弊害」。「結果所至，官吏不知責任為何物，對於主義政策，不知尊重。此種弊害，在勝利以後，尤完全暴露。複員時期各種工作，多無準備，而一部分接收人員，敗破法紀，喪失民心，均為平素漠視主義、不知尊重國家制度之結果。」此決議列舉的幾十條「改革措施」其中一條即「清查戰時暴利之財富，課以重稅；清查不法接收人員之贓產」。《中央日報》在《革新運動的綱領》中列舉四條綱領，其中第二條即：「打倒官僚資本，實行民生主義。」並進一步闡述說：

談到實行民生主義，那就必須立刻伸出打倒官僚資本的鐵拳。這鐵拳當然是從黨內打起，然後再打到黨外。我們應該查一查：黨內的官僚資本家究竟有若乾？他們的財產從何而來？是「國難財」的累積，還是「勝利財」的結晶？是化公為私的贓物，還是榨取於民間的民脂民膏？

提出要「實行一次大掃蕩的運動，從黨內逐出官僚資本的渠魁，並沒收其全部財產，正式宣告官僚資本的死刑」。稍後，《中央日報》又表題為《向官僚資本主義宣戰！》的文章，主張甚至要用調查、告密、陳報、清查等方法儘快查明「誰是戰時暴利者」、「誰是不法的接收人員」。

這些決議、文章的文字何其冠冕堂皇、正氣凜然，但歷史證明這些其實都是「滿紙荒唐」，根本沒有其實也不可能實施。孔、宋家族是公認的最大的官僚資本，誰敢動其一根毫毛？利益集團是此時的國民黨無法克服的頑症，因為它在黨內堅持領袖獨裁，對外拒不接受中國**和其他民主黨派提出的以聯合政府為主要內容的民主政治制度。既無黨內民主更無黨外力量的製約，突然面對巨大財富，它就會無可避免地更加**，加速其走向失敗的步伐。在「劫收」中民心失盡的國民黨，在隨後的大決戰中註定要「在劫難逃」。國民黨在抗戰勝利後得到的那筆堪稱豐厚、至為珍貴的政治資本，就這樣被它突然得到的物質財富所吞噬。政治財富與物質財富不是相得益彰，而是後者吞噬前者，此誠國民黨的悲劇，更是歷史的弔詭。

「別來滄海事，語罷暮天鍾。」歷史，不是沒給國民黨機會，而是國民黨自己一再拒絕了歷史的賜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