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斃

20世紀的70年代，記憶深刻的，對我來說不是革命，而是飢餓和無休止的勞作。

大姐有病，常年躺在床上。給大姐治病，成了我們家人心中的重心。大姐曾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同她的同學一起，大串聯到過省會鄭州，因為想家，又擠不上進京的火車，也就隻好徒步返回，錯過了她一生見^H小說到的機會。

這人，雖然偉大，可他不是醫生，不能幫我大姐治病。這就使得我們家的生活，離革命遠了一步，如同鄉村，離城市遠了一步；農民，離市民遠了一步；窮人，離富人遠了一步。但革命的氣息，總還如夏熱冬寒般，風風火火，時時常常地撲進我家院落，撲進鄉村的田野。記得20世紀70年代之初，社會上的「文攻武鬥」，都已風來秋至，漸次地過去，我同生產隊的老少社員，一邊遙望著革命，一邊本能地促進著生產。有一天，在田裡翻著紅薯秧子，不知為何，竟有兩輛卡車拉了革命的青年，架著機槍，從田頭公路上駛過。突然，他們朝著田野裡的我們，打了一梭子機槍。子彈就落在田頭的草上。草搖土飛之後，當過兵的一個退伍軍人，突然大喚：「臥倒——」社員們就都學著他的樣子，各自臥伏進了紅薯秧的壟溝。起身之後，卡車已經遠去，載著革命者和他們的笑聲。不知這革命從何而來，又到何而去。於是間，生產隊長就對著革命的背影大喊大罵：「你奶奶的，我們種地，你們革命，井水不犯河水，礙著你們啥事兒啦？！」

鄉村，不是那個年代的主體，不是革命的主體。那個年代，和今天的改革開放完全一樣，主體乃是城市，而非鄉村和十億農民。年代中無論何樣歲月，中國的主人翁都是那些曾經在新舊中國的革命中和革命有過密切聯繫的人。但鄉村，解放前是中國革命的主要陣地；而在解放之後，除了「大躍進」和「三年自然災害」，或多或少，已經有了角色的根本變化，只是社會主角的群體配角，是革命漫無邊界的輻射地帶，只是革命興起時的必然犧牲和最終成就革命的遼闊地緣。「大躍進」和「三年自然災害」，最深刻的教訓就是，革命出產激情，並不生產糧食。「三年自然災害」時，餓死的人成千上萬。這就證明，無論如何革命，鄉村還要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