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必須種地。

要種地，就必須由^H小說如我樣的學生，割草放牛。也就讀書，也就割草與放牛。說不清哪個是正業，哪個才是業餘。在割草放牛中，親眼目睹著父母們日出勞作、日落而息和無休止的勞動換來的無休止的飢餓。這些所見，營養了那時我內心切實懵懂的一些要逃離土地的心願。也就在這懵懂和迷茫之中，那一年，村裡來了一批知青。

並不認真知道，知青們來自哪裡，但相信，他們一定來自城市——洛陽或者鄭州。事實證明，他們確是來自遙不可及的、我夢寐以求的那些城市，六人、七人，家在省會鄭州，還有一個，來自洛陽。他們被村人恭敬地安頓在特意為他們收整乾淨的大隊部裡。村人們敬著他們，就像敬著自己的祖先。因為他們能從城裡給村裡帶來一些買不到的化肥、布匹和火柴等。極度的革命與計劃經濟所導致的物質匱乏，是連種地的農民上街買個燒餅也需要一兩糧票。可是國家，卻隻給農民下發勞動的義務，並不下發多少糧票、煤票和足夠的布票以及別的票證和權力。這些東西，知青們雖然不多，卻多多少少，總是神奇地有著。於是，他們給鄉村帶來了一些農民的急切之需，農民就自然地感恩戴德，不讓他們下田，不讓他們種地，最多最多，就是讓他們在田頭看看莊稼，吹吹笛子，舉起柳枝，轟趕一下落進田裡的飛鳥和躥進莊稼地的豬羊。

那時我小，看知青們不下地勞動，穿得光鮮乾淨，日子就是在村頭漫步和吹笛，也就漸漸明白，鄉村人是如此的低賤，而城市青年，竟是如此的高貴神仙。我不恨他們生在城市，只是無奈地暗自抱怨，自己生在了這個鄉村。他們吹笛散步，指著從他們面前過去的農民，偷偷笑著說些什麼。到了吃飯時候，午飯或是晚飯，村裡各家講些衛生的農民，還要負責給他們燒飯——那個年代的術語，叫做「派飯」。一家一個、兩個知青，一般是一派一周，周後換戶。我母親是村裡愛著乾淨的婦女，每天除了掃地整屋，連我家大門之外，也都要打掃一遍。於是，我家就成了最為合適被「派飯」的一戶人家。

有了派飯的任務，母親和病輕的大姐，就要提前忙乎幾天，淘麥磨面，等著知青到我家裡隆重吃飯。一般說來，我們一家人都吃細糧白面的時候，必是春節和一年裡的幾個重要節日。其餘時間，盡皆頓頓都是粗糧，如玉米黃面和紅薯黑面等。再余能吃到細糧白面時候的，就是每逢陽曆五日、十日、十五日的逢五街集，外公從更遠一些的鄉下到村裡趕集，母親才會給外公做上一碗白面撈麵，或烙一張白面烙饃。還有就是，父親下地過分勞累時，母親也才會給他偶爾吃些細糧白面。也有時候，大姐病重，母親會給大姐燒上一碗細白的蔥花麵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