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丁世傑不向政務方向發展也不行了，因為軒軍已經出現了明顯的“二元結構”。

  “第一元”是去了美國的那一部分，“第二元”是留在國內的那一部分。軍事層面的發展上，未經過大規模的近代化戰爭的洗禮，“第二元”永遠也趕不上“第一元”了。

  “第二元”注定只能成為軒軍的“乙級部隊”。

  丁世傑剛好在“第二元”裡面。

  事實上，張勇就已經超了丁世傑的車。兩個人都是提督，但丁世傑是二等子爵，張勇是一等子爵。

  關卓凡的規劃中，今後的地方部隊，裁汰、整編成治安部隊，和以“國防軍”名之的野戰部隊全然區隔開來。“提督”這個角色的地位和作用都會大大降低，取消也說不定。丁世傑呆在這樣一個位子上，也是浪費。

  浙江呢？

  有一次，關卓凡和趙景賢、劉郇膏兩個會議。談妥了公務，關卓凡說道：“有一個事情，要先和兩位打個招呼。”

  趙景賢、劉郇膏齊齊地望著他。

  關卓凡說道：“過了年，竹兄這個江蘇巡撫，就會真除；藩司的位子，要請松岩接任。”

  趙、劉兩個的目光都是微微一跳。

  關卓凡繼續說道：“開春之後，左季高就要對西北用兵。他已經上奏朝廷，要浙江的馬谷山赴陝幫辦軍務。朝廷還沒有明發上諭，但我估計，一定是允準的。”

  他微微一笑。說道：“所以。松岩這個江蘇藩司。只怕也做不了多久。”

  這是一個強烈的暗示：浙江的巡撫，會叫劉郇膏接任。

  劉郇膏心中怦怦直跳。

  他現在是江蘇的皋司，正三品；巡撫是從二品，看起來只有一步之遙，但其實這兩個位子的距離甚遠。大清開國以來，還從沒有從皋司一步跨到巡撫的先例，何況是浙江這種頭等大省的巡撫！

  藩司是從二品，和巡撫同級。算是一塊“橋板”。可像劉郇膏這樣，只在藩司的位子呆上一兩個月，就左遷巡撫，和從皋司直接跳到巡撫的位子上，區別也不大了。

  本來在事情還沒有最後定局之前，就予當事人以“的信”，並不符合官場的規矩。但關卓凡不能再等下去了，不然到時候一定手忙腳亂。

  劉郇膏在“五人新政委員會”中的作用，遠遠超過丁世傑，必須給他足夠的布置、交接工作的時間。

  還有。劉郇膏兼著軒軍的總糧台，這上面的交接。也要相當時間。

  不過，這方面倒不會對軒軍造成什麽影響。在美國一年，軒軍已經建立了近代化的軍隊後勤保障制度，貝靈格這個總軍需官的工作做得很是扎實到位；比較起來，劉郇膏的那一套，反倒不夠瞧了。

  另外，也要給劉郇膏考慮準備赴浙以後如何施政的時間。

  劉郇膏去蘇，會對江蘇和上海的工作多少造成一些影響，所以抓總的趙景賢也得心裡有數，預為之備。

  至於劉郇膏的“資歷”，硬拗的話，也不見得不夠。一個是有江蘇皋司、江蘇藩司這兩個位子打底，一個是劉郇膏這個進士，和李鴻章、馬新貽都是同榜，李是總督，馬是巡撫，還有，馬巡撫也是從馬藩司過來的。

  所以，彼此彼此。

  對丁世傑，也有所暗示，但沒有像劉郇膏這樣交底；畢竟，請蔣益灃走人，還得花一點時間。

  關卓凡決定，上海和江蘇的班底，暫時一個都不往北京帶，一個是地方上的人手本來就緊張；一個是要示天下“一秉大公”。

  還有一個就是，北京我已經有所布置了。

  上面這一切的順利實施，都有賴於這場政爭的最後勝利。北望神京，關卓凡“充滿了戰鬥的豪情”。

  正當關卓凡密鑼緊鼓地為返京以及來年做布置的時候，派駐日本的徐四霖回國抵滬了。

  關卓凡立即傳見。

  短短幾個月，日本的政局，波雲詭譎，急劇變化。

  一如關卓凡所料，幕府征伐長州，並未發生什麽實質性的戰鬥。長州的藩政已為保守派的俗論黨掌握，為表示對幕府的恭順，逼迫尊攘派的三個家老——國司信濃、益田右衛門介、福原越後，切腹自盡謝罪。

  長州藩主毛利敬親父子，向幕府遞交親筆悔罪書——這是很屈辱的事情；同時，幕府下令破棄長州山口城，以示懲戒。

  之前，在尊王攘夷運動中，長州冒出了許多地方武裝，和中國的“團練”仿佛，什麽“奇兵隊”、“力士隊”、“先鋒隊”、“八幡隊”、“集義隊”、“義勇隊”、“荻野隊”，還有的名字非常好玩——“農民隊”、“遊擊隊”。

  這些武裝，泛稱“諸隊”，政治觀點激進，算是尊攘派的軍事組織。俗論黨秉政之後，一律予以解散。“諸隊”的首領，尊攘派的領袖高杉晉作，化名谷梅之助，潛逃至九州的築前藩，在一位叫做野村望東尼的女人的家裡躲了起來。

  徐四霖說道：“這位野村望東尼，據說貌美如花，能詩文，善歌舞——不過不是歌姬。她的家，叫做平尾山莊，在當地大大有名。只是少有人能夠登門入戶，窺其堂奧。外人看來，是十分神秘的。”

  關貝子心有所動，這個野村望東尼，到底是個什麽來頭，後世頗有爭議，有機會倒要去“一窺堂奧”。

  他微微點頭，說道：“這也是位奇女子。她能夠庇護叛逆，還不受什麽追究，應該是有相當的背景的。”

  原本希望引徐四霖講多幾句“奇女子”，可惜徐道台隻答了一個“是”字，便把話題轉到了高杉晉作身上。

  徐四霖說道：“此君著實是個人物！幕府和俗論黨滿世界捉他，他卻沒過多久就潛回長州，在俗論黨的眼皮底下，聯絡‘諸隊’，布置起事。上個月，就在下關的功山寺舉兵，明刀明槍地和俗論黨乾起來了！”

  徐四霖離開日本回國的時候，雙方尚未分出勝負。但徐四霖判斷，俗論黨不是“諸隊”的對手。

  徐四霖說道：“豪農豪商都支持‘諸隊’，還弄了一個什麽‘莊屋同盟’出來，專門為‘諸隊’籌糧籌餉。而且，‘諸隊’雖是‘團練’，卻大多以西法訓練，戰意也遠比藩軍高漲——許多藩軍並不願意和自己人見仗。以卑職之見，幕府如果不出兵予以直接的支持，俗論黨是撐不了多久的。”

  可是幕府出兵幾乎是不可能的。之前征伐長州，沒正經打過什麽仗，已經累得氣喘籲籲。叫德川慶喜在短時間內，再組成一支有戰鬥力的部隊，實在強人所難。

  何況以幕府的辦事效率，等到部隊出發，長州的內戰，恐怕早打完了。

  關卓凡心中微覺沉重，民心所向啊。

  他問道：“咱們現在只能坐等了——薩摩藩那邊如何？”

  徐四霖點頭稱“是”，然後說道，“薩摩藩那邊，”他搖了搖頭，“嘿，真正想不到！”

  德川慶喜回到江戶，說動了幕府將軍德川家茂，對薩摩藩發出明確的“暗示”：裂土封建，“以酬王佐之功”。

  當時的薩摩藩主叫島津忠義。島津忠義的父親島津久光，和前任藩主島津齊彬是異母兄弟。當年二人爭位，島津齊彬最後勝出，但約定，死後由島津久光的兒子接任“家督”——就是藩主。

  於是島津忠義做了伯父島津齊彬的養子，島津齊彬死後，島津忠義便如約成為薩摩藩第十二代藩主。

  島津忠義幼年即位，大權掌握在父親島津久光和重臣大久保利通之手。薩摩藩真正的藩主，其實是藩主“後見”——即監護人，號稱“國父”的島津久光。

  島津齊彬比較開明，薩摩藩的種種“西法”改革和建設，基本上都是發軔於他的任內；島津久光相對保守，他是“公武合體”的積極倡導者和支持者，薩摩藩是在他的手上，把勢力伸進了京都。

  德川慶喜的提議，叫島津久光怦然心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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