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充號稱隋朝第一大狀，律令條文是他的專長。

即使不能解決長遠的根本問題，也要解決近在眼前的實際問題。

為了防止叛逃，他實行了二種方法：一是人質法，二是連座法。

他精通法律，因而在條文上更加詳細和嚴厲。

連座法規定，一人亡叛，全家上下，不分老少，全部被殺。

但是，他創新了一種檢舉法，允許父子、兄弟、夫婦互相告密，從而可以免除本人的罪過。

社會最細末節的家庭，被王世充牢牢控制。

另外，王世充推而廣之，也加強了家庭與家庭之間的互相製約。

他規定，五個家庭為一個單位，有一家逃走，另外四家，全部被誅。

僅僅靠暴力和恐怖，當然不能長久治理國家，卻似乎可以解決燃眉之急，但反噬也一樣嚴重。

王世充的新政實行以來，出現了反效果，這就是「二多」，殺人越多，逃跑的民眾也越多。

對於將領的製約，王世充主要採取的是人質法，在他們出征之時，將他們合家老幼都留在洛陽。

但因為打擊面和懲罰力度的無限擴張，要想拘禁這些違反規定和有罪的人，僅僅依靠原來的監獄系統，是遠遠不夠的。

王世充因時因勢，又發明了大獄法。

他將整個洛陽宮城變成了一座大監獄，經常關押著上萬罪犯，管關押，卻不管生死。

吃喝拉撒睡，疾病醫療，都成了大問題。

洛陽城自隋末戰亂以來，苦難沉重，和李密連年大戰，糧食本來就是一個巨大的負擔。

現在王世充大獄一開，更是引發了嚴重的危機，在宮城的大獄之中，平均每一天，都有數十人死亡。

但王世充的政策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他迅速穩定和控制了局面，擁有一個看似穩固的洛陽城。

他擊敗李密，火拚東都政權後，現在不僅是洛陽之王，更已是名副其實的河南霸主。

不想當皇帝的造反不是好造反，王世充一樣憧憬著他鄭國的旗幟能插遍中國大地。

掠地擴張是必須的。

全國性的目標，還很遙遠，王世充比較現實，他採取了較穩妥的擴張方式。

那就是先盡量接收李密系統將領的投降，這是一種最直接有效，也是最容易成功的擴張方式。

李唐因為需要先解決西方和河東的威脅，暫時無心無力經營河南。

原李密一系缺乏足夠的主心骨重振旗鼓，加上和李唐之間遠隔了發展炙熱的王世充，河南出現了權力中空。

弱小的地方勢力，他們沒有多少選擇，只能投靠在王世充的大旗之下，樹大好乘涼。

整個河南大地，以一種極快的速度，盡入王世充麾下。

形勢似乎大好。

當然，在李唐的招撫之下，也有極個別的硬骨頭。

雍丘李公逸就不肯臣服王世充，他想跟著李唐混，但大小有別，強弱不同，在王世充優勢兵力的進攻下，雍丘毫無意外被攻下。

在這期間，李公逸也多次向李淵請求支援，但遠水不解近渴，李淵以雙方之前隔著王世充的鄭國為由，拒絕發兵直接支持，而坐視雍丘陷沒。

王世充問了李公逸一句話，這代表了當時河南地方勢力的心態，他問道：「卿越境臣唐，其說安在？」

情理之中，不出意外，王世充的河南的招撫大獲全勝。

但他的對外擴張之路，卻並不順利。

往東，他和河北之王竇建德結下了梁子，自從徐世績歸順竇建德後，黎陽自然而然地成為河北和河南勢力的交界點和緩衝區。

但王世充想打破這個平衡，他發動了一場向東擴張的戰鬥，烽火直接燒到了黎陽城下。

來而不往非禮也。

竇建德決定給王世充一點臉色看，讓他知道，安穩呆在河南，維持均勢，才是上策。

作為回報，竇建德立即發起了殷州之戰。

破城之後，殺人放火，搶奪財富和人口，揚長而去。

竇建德收穫了一個寶貝，那就是日後他手下第一大將劉黑闥，此戰之中，他向竇建德俯首稱臣。

自此之後，河北劉黑闥這個名字，將成為李唐王朝最強悍的對手，其聲名響徹長空，歷久而不息。

所有的尊重和地位，都是實力拚殺出來的。

王世充感覺到竇建德的怒火和力量，他認慫了。

於是，在東北面的戰線，他和竇建德心照不宣地保持了現狀。

但王世充在東南方向卻收穫頗豐。

他轉向攻下徐州，於是，黃河淮河之間，這片最富饒的土地，全部歸入他的版圖。

他向南的擴展，也取得讓人滿意的效果。

隨著顯州田瓚的歸降，南至襄陽的大片土地，也全都改姓王氏。

王世充佔據了中原大片的領地和人口，成為無可置疑的中原霸主，但他鄭國的統治也面臨很大的風險。

這些地方勢力的歸屬，其本質都是鬆散的羈糜而已，他們對王世充的鄭國政權，既沒有認可度，更談不上忠誠度。

他們隻認一個理，也只能認一個理，誰強就跟誰。

這是一個悖論，甚至連他們自己，也沒有選擇的權力。

這是夾縫生存的小勢力的悲哀，也是幾個大勢力，經常可以一戰定乾坤的由來。

這種統治當然並不牢固，在李唐和王世充的戰鬥中，非常明顯地體現出來。

王世充往西面的擴張之路，就要複雜得多，因為他的西面，是李唐的天下。

他們很早就打過交道。

當年李淵剛入主長安時，李密和東都政權激戰正酣。

李淵剛立穩腳跟，就做了二手準備。

一方面自視為隋臣，一方面想順勢攻下東都洛陽，他以隋臣的名義，曾經派遣李建成和李世民統帥十萬大軍，赴東都洛陽，以江湖救急。

但激戰的二大勢力都不領情，李唐和他們在洛陽城下，擦肩而過。

和李密是一觸即退，雙方遙相觀望，保持默契，互不打擾。

而東都政權卻視他們為國賊，李唐認為是「相救」東都，而東都視他們為侵略。

李唐軍隊立即發現了他們處在一個非常尷尬的境地，面臨腹背受敵的風險，並且也撈不到好處。

撤軍是他們唯一的選擇。

他們知道東都政權不會失去追擊他們的機會，於是，他們在撤退的途中，埋伏好軍隊，將東都的追兵，一路反殺到洛陽城下。

此戰李唐軍隊大獲全勝，斬首四千級。

但最大的收穫，卻是在潼關之東，河南之地，新設了新安和宜陽二郡，作為進攻山東之地的橋頭堡。

來日不長，必下洛陽。

這一直是李唐的既定戰略，當李世民解決了劉武周和宋金剛，穩固後方，洛陽就是他的下一站。

並且李唐展示了超高的軍事動員能力，李淵似乎沒有任何耐心，也不願做任何等待。

李世民四月擊潰宋金剛，五月班師回長安，六月就重整裝出發，東出潼關，直指洛陽。

這真是一具可怕而高效的戰爭機器。

兵貴神速，這其實也是時勢必然，李淵在搶時間。

他必需在王世充沒有站穩腳跟前，就和他決鬥，每提早一天，都可以讓王世充的戰略優勢喪失一分。

事實證明，李淵確實老謀深算，因為王世充雖然得到大量的土地和人口，但卻根基未牢，只要李唐在外部施以壓力，就足以讓王世充的政權地動山搖。

壓力之下，才能讓對手出錯，那就是自己最佳的出手時間。

李唐王鄭二國，第一次在正面戰場，正式交手。

正式交戰前，雙方都想在政治和外交上給自己營造優勢地位。

毫無疑問，突厥成了雙方爭奪的最大的焦點。

突厥再一次站在頂峰，他們是亞洲事實上的霸主，尤其是北方鄰近突厥的割據勢力，如果沒有突厥的支持，就無法立足。

李淵同樣無法避免這種命運，他自太原起兵，就一直尊奉突厥為背後的謀主。

李淵信奉財帛動人心的規則，傾其所有，向突厥人供奉金帛女子，絲綢絹帛，加上他刻意迎合尊重突厥的使臣，因而一直和突厥維持了至少表面上的親密無間。

但突厥最大的利益是保持中原大地各路政權的平衡。

當各大勢力都無法吃掉對方時，才需要仰仗突厥的力量，他們才能利益最大化。

所以，當劉武周進攻河東之地，他們雖然給李淵支援了二千出工不出力的人馬，表面上說是協助李淵防守，實際上卻按兵不動，既可監視，又可乘機渾水摸魚。

但同時，突厥人也派出五百精兵給劉武周衝鋒陷陣。

這看似矛盾，實際上才最符合他們的利益，唯恐天下不亂，唯恐群雄不戰。

越戰越亂，越亂他們就會越強。

二邊下注，各路通吃。

這支二千人的部隊並沒有空手而歸，他們回歸突厥時，自太原城往北，一路沿路搶劫擄掠了無數美女財寶。

而李淵當時根本沒有任何力量去阻止突厥人的暴行，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直接的搶奪，當然可以增加財富，但遠不如讓培植的勢力，打得熱火朝天，就可以恢復昔日「南面二兒孝順，何憂貧也」的舒服滋潤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