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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定河山》第一章 馮家小七
之所以清楚這段歷史脈絡,蓋因馮過是個讀書人。

「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出門無車毋須恨,書中有馬多如簇。娶妻無媒毋須恨,書中有女顏如玉……」

這是本朝真宗皇帝所作「勸學詩」,在民間廣為流傳。

定朝建國初期,迫切需要加強中央掌控。為避免新生的政權再次陷入分裂,重蹈楚王朝後期分裂割據的覆轍,本朝的統治者吸取前代地方割據、武官勢大、中央無力的教訓,「與士大夫共天下「,提高文人地位,擴大科舉考試的影響力,削弱、分散武官的權力,逐步確立了崇文抑武的政策。崇文抑武政策從縱向看,本朝的文人地位較秦、漢、楚及其他朝代都更高,武官地位降低,從橫向看,在朝廷內部,文官地位提高,而武官地位下降。總而言之,定朝形成了文人主政的政治格局。

上行下效也好,君民同樂也罷,這是個文風鼎盛的時代,讀書人成了身份的代名詞。

當然,讀書這種事自古以來都不是件易事。鯉魚跳龍門,寒門出貴子,固然勵志,實屬罕見。

讀書,終究只是少數人的專利,蓋因成本太高。真宗仁德三年,蘇州公使庫印刷《大易粹言》二十冊,耗紙一千三百張,棕、墨、糊葯、印背匠工食錢等一貫五,賃版錢一貫二,成本共計約三貫三,標定售價八貫整,這樣的價格又哪是普通人家能承受的?而一個讀書人,《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經》是啟蒙類讀物,四書五經是必修課,歷代先賢之著作也是必讀的,可以想像,要供一個讀書人,非窮盡全族之力不可。

時有士人如是言:「家貧,無從致書以觀,乃假借與藏書之家,手自筆錄。」

嘖嘖,借書抄錄為求一讀,從文之難可見一斑。

幸運的是,馮過的家境豐實。所以他是個幸運的讀書人,否則也不會知道這個時空的歷史走向。

信州山鬱珍奇,素稱富饒之地,四季分明,山環水繞,乃豫章第一門戶、有「四方通衢」之美譽。信州正是因為信江河穿城而過而得名。

信江發源於懷玉山南的玉山水和武夷山北麓的豐溪水,在上饒匯合後始稱信江。幹流自東向西,先後流經上饒、鉛山、弋陽、貴溪、鷹潭、余江、余乾等縣,收納了豐溪、瀘溪河、鉛山河、湖坊河、葛溪、羅塘河、白塔河等支流,全長六百餘裡。

前朝楚衰帝曾作詞曰:「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信江河卻是反其道而行,河水自東向西曲折流淌,不舍晝夜。

信江將城區一分為二,河南喚作「水南街」,信州府治上饒縣衙落座於此;府衙則在河北,算是主城區。沿靈山門一路向北,經「信江書院」、帶湖,過吉陽山,便可見得方圓數十裡的山谷盆地間十幾座村子依次分佈。吉陽山正對著的大村落便是「小駱村」。

有著兩百餘戶人家的小駱村並不小,據說是因當初駱氏兄弟從五裏外的「大駱村」搬來此處開墾耕種安家落戶而得名,但到此時卻是再無駱姓村民,馮姓為最大家族,人口佔了約八成。

馮氏遷至小駱村歷經八輩一百多年開枝散葉,從開初的兄弟倆到現今的十二房七百餘人口,可謂是子嗣興旺。

馮氏家族在村東圍了十數畝地,建了數十幢院落,青磚黛瓦,自成一景。東頭叫「上屋」,西頭叫「下屋」,各住著六房,有「上六房」和「下六房」之分。

馮過屬於「下六房」的五房,父親馮居庸行五,馮過則是行七,打小被「小七」「小七」地叫著。

馮小七是年十四歲,身量比同齡人高挑,大概有一米六五的樣子,但稍顯瘦弱。馮氏族人大多身材魁壯,獨有他高高痩瘦的,加之唇紅齒白、樣貌俊秀,便顯得有些「鶴立雞群」。雖然他自幼身體羸弱,卻是智力過人,四歲能誦「三百千」,五歲入族學,八歲過縣試,九歲過府試,成了有功名在身的讀書人。九歲成「童生」,坐實了「神童」之名,此等文壇盛事在定國百餘年間僅次於十四歲中進士的燕同叔。但二者卻是有本質之別的。

燕同叔從小聰明好學,五歲就能創作有「神童」之稱。武帝景德八年,江南按撫張知白聽說這件事,將他以神童的身份推薦。次年,十四歲的燕同叔和來自各地的數千名考生同時入殿參加考試,其神色毫不膽怯,用筆很快完成了答卷。受到武帝的嘉賞,賜同進士出身。

燕同叔固然是驚才絕艷,乃是科舉有史以來最年輕的進士,但究其時間節點,其實並無足夠說服力。

魏文帝曹丕篡漢前夕由魏吏部尚書陳群制定「九品中正製」。此製至西晉漸趨完備,南北朝時又有所變化。各郡、各州中選技中正,根據家世、才德的評論,對人物作出高下的品定,稱為「品」。品共分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

但在中正品第過程中,才德標準逐漸被忽視,家世則越來越重要,甚至成為唯一的標準,到西晉時終於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局面。九品中正製不僅成為維護和鞏固門閥統治的重要工具,而且本身就是構成門閥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到南朝時期,在中正的評議中,所重視的只是魏晉間遠祖的名位,而辨別血統和姓族只須查譜牒,中正的品第反成無足輕重的例行公事。在十六國和北朝時期,由於各政權具有少數民族統治的性質,九品中正製的作用不能與兩晉南朝相提並論。

正因為九品中正製注重門第,不利於選拔有真才實學的人做官,為改變此弊端,隋朝建國後又創立了一種新的選官制度。

隋煬帝於大業三年開設進士科,用考試辦法來選取進士。進士一詞初見於《禮記·王製》篇,其本義為可以進受爵祿之義。當時主要考時務策,就是有關當時國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論文,叫試策。這種分科取士,以試策取士的辦法,在當時雖是草創時期,並不形成制度,但把讀書、應考和作官三者緊密結合起來,揭開了選舉史上新的一頁。

其後四百餘年,雖然戰禍不絕,但科舉制度仍是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南朝大昌時,考試的科目分常科和製科兩類。每年分期舉行的稱常科,由皇帝下詔臨時舉行的考試稱製科。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經、進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種。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為人重視。俊士等科不經常舉行,秀才一科,在昌初要求很高,後來漸廢。所以,明經、進士兩科便成為大昌常科的主要科目。

秦楚朝時,針對前代貢舉的弊端,曾對貢舉制度進行多次改革。改革的指導思想是集取士大權於皇帝,限制勢家與孤寒競進,嚴防考官與士子舞弊,對士子多方籠絡。殿試的內容,太祖時僅考詩賦,太宗時加試論一道。神宗殿試進士,罷詩、賦、論三題,專以策定著,限以千字。後又加試律義、斷案。哲宗元枯時,恢復詩、賦、論三題。紹聖以後,又遵熙寧試策之製。高宗朝時則規定殿試試策,終秦楚王朝不再更改。

常氏建立大定國後,天下初定,當權者為鞏固王朝統治,極力拉攏士子文人,以求天下歸心。

武人立國,文人治國,歷朝歷代大抵如是。歸根結底乃是統治者的治政手段。

燕同叔,出身於江南燕氏。武帝常威起事之初便多有仰仗燕氏,後者人力物力財力鼎力支持,可謂是武帝第一臂助……是以,江南按撫張知白舉薦雲雲,實在是有遮人耳目之嫌。

至於科舉,發展至今,已是形成了成熟完備的制度。

此時的科舉制度,可歸納為三級考試:第一級是院試,第二級是鄉試,第三級包括三種考試,即會試、複試和殿試。此外,還有一次朝考。

凡應考生員(或稱秀才)的讀書人,稱為"童生"(或稱儒生),童生在應院試以前,必須經過縣試和府試。縣試由知縣主持,縣試錄取後才能參加府試,府試由知府主持,府試錄取後才能參加院試。院試由學正主持。通過院試錄取後,一個童生才能取得生員(即秀才)的稱號,生員又分附生、增生和廩生。初進學的秀才稱附生,經過歲考、科考成績優異者,才可以升為增生或廩生。秀才一般是隸屬於本府、州、縣學的,若考生升入京師國子監讀書的,則不再是本府、州、縣的生員,而稱為貢生。

鄉試則是每三年(逢子、卯、午、酉年)考一次,五年考兩次,稱為正科。參加鄉試的,必須是生員或出了貢的生員,沒有考上生員而以其他方式取得監生資格者,也可以參加考試。鄉試被錄取的,稱為"舉人"。

各省舉人赴京應進士考試的,稱為"會試"。每三年一科,在鄉試的第二年(即逢醜、辰、未、戌年)舉行。會試是由禮部主辦的,被錄取的稱為"貢士"。

皇帝在奉天殿策問會試中選貢士,則稱作「殿試」,以此作為選官手段。

正所謂,十年寒窗無人曉,一朝成名天下知。

當然,馮七郎早有神童美譽,至少在上饒是薄有名氣的。若非老師勸誡,說不得他已過了院試有秀才功名在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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