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廿九，洪武元年四月份的最後一天，定海港口，朱塬終於送走了今年的第二批糧船，也送走了這個四月。

這個月，中原其實發生了很多事情。

第一件大事，應該先從三月底說起。

察覺到共同守禦汴梁的前紅軍將領左君弼有投降之意，元廷汴梁守將李克彝再次採取了堅壁清野的方法，提前驅趕汴梁百姓向西逃去。於是，三月廿九，左君弼獻汴梁城。

拿下汴梁，不僅政治意義巨大，河南戰局也完全傾向於明軍一邊。

隨後，四月初一，南線，廖永忠抵達東莞，盤踞廣州的元江西分省左丞何真率官屬出迎，正式投降，東南沿海最後一個稍有實力的割據勢力宣告覆滅。

南線再無大患。

四月初八，塔兒灣之戰。

明軍兵不血刃地拿下汴梁，並沒有停留，快速向西進軍，出虎牢關，與河南行省平章兼元梁王阿魯溫對陣塔兒灣。

當是時，兩軍陣列洛水南北十餘裡，旌旗招展，鼓聲擂擂。

征虜副將軍常遇春單騎突入敵陣，面對二十餘騎攢槊而來，怡然無懼，發失斃其前鋒，元軍因是銳氣盡喪，征虜大將軍徐達趁機麾眾而至，元軍亂陣退走，明軍追敵五十餘裡，殺傷俘獲無算。

此戰之後，元梁王阿魯溫投降，李克彝退走陝西。

河南平定。

消息傳回金陵，老朱遣使赴河南，嘉許諸軍，並令中書稽核軍功。惟有徵虜副將軍常遇春迎來皇帝近臣私下口傳戒諭：「汝為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切宜戒之。」

再就是月底的兩件事。

四月廿三，設置山東行中書省，調江西行省參政汪廣洋為山東行省參政。

江西行省參政暫時空缺。

四月廿四，明州正是大風大雨的時候，都督同知馮勝取潼關，潼關守將李思齊、張思道不戰而走。既取潼關，金陵傳令，要求諸軍停止西進，全力平穩河南地方，為北進做準備。

四月廿五，明州，風停雨住。

四月廿七，小滿。

對於明州漁民而言，小滿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通常這時節前後，大黃魚群就從南邊一路來到了舟山群島區域，每年最大規模的一次海上捕撈就此開啟。

四月廿八，第二批運糧船隊出發趕往山東的前一天，被風雨耽擱在象山的黎圭所率海捕船隊終於順利返回定海。

定海城東碼頭。

第二批運糧船隊的負責主官是營海衛指揮同知常斷。

另外，寫意的哥哥喬安這次也一同隨行。

通過之前剿捕海寇積累的功勛，再加上營海衛擴編，喬安很順利地從百戶晉陞為千戶，這次負責那1000專門護衛的海軍，某種程度上和計劃中第三批運糧船隊的華高侄子華嶽一樣，也算是二把手。

只要這次運糧成功，喬安能順理成章地再積累一份功勛。

不過，朱塬卻沒打算讓喬安再繼續太快地晉陞。

總要避嫌一些。

眼看著第二批運糧船隊身影逐漸消失，朱塬才轉身離開城東碼頭的長堤。一邊與身旁的華高等人說著事情，腦子裏也是一堆的事情。

第一批運糧船隊，稍後幾日也該返回。

朱塬一直關注著山東那邊的情況。

第一批運糧船隊抵達山東，都督同知康茂才本來希望部分船只能夠通過內陸運河再往濟南，隨後發現，行不通。

最低500料的海船，還是太大。

因為，從膠州到濟南的運河……嚴格來說，就不算運河。

山東半島唯一的一條官方運河是膠來運河，南北穿過半島，那是元廷早年為了海運船隻不再繞過山東半島而專門開鑿，不過，近些年也是淤塞嚴重，無法再用。

哪怕疏浚，運糧船隊穿過山東半島，再從渤海灣裡的黃河北出海口進入濟南，全程近千裡，很不劃算

至於膠州到濟南，主要是一條橫穿膠州到濟南之間諸多內河河流的一條水道，預計經過疏浚之後，可以行駛最大一兩百料的平底河船。再就是，內河運糧，不需要考慮海上的風高浪急，而且，山東也不缺人，無論是搖櫓還是拉縴，都能籌集足夠人手。

無法深入內河，但在卸下糧船之後，第一批運糧船隊還是沒能立刻返航。一方面也要考慮天氣風向，另一方面，也是朱塬這邊，希望船隊不要空著回來，無論是礦產還是麻料，總之，能帶回來一些什麼，就帶回一些什麼。

從陸上得到的消息，除了在膠州停靠之外，船隊還有部分因此去了海州。

海州距離沂州不遠，只有一百多裡路程。

當年沂州王宣還曾打下過海州，而沂州，既產煤也產鐵，礦藏豐富。而且，海州本身，還有朱塬一直都沒有忘記的水晶礦藏。

都督同知康茂才了解到明州的需求，親自從中協調，分流了兩萬本來聚集在膠州周圍的流民趕赴沂州，也是另一種以工代賑，流民在沂州開採煤鐵礦石，運往海州，交付礦產的同時換取糧食。

另外，明州這邊收集到的麻料種子還沒有送到山東，提前收到消息並得到老朱首肯的康茂才也已經組織了人力，主要沿從膠州到濟南的河道兩岸，廣泛播種薴麻等作物，預計今年秋天就能收穫第一茬。

說真的，連續收到這些消息，朱塬的感受是，應該讓康茂才來出任山東行省參政，而不是『好好先生』汪廣洋。

既然曾經能得到一個『忠勤伯』的爵位，汪廣洋的能力肯定沒問題，但朱塬與這位，終究不熟，更關鍵在於，不知道這位接受山東政務之後，會不會亂搞，破壞康茂才本來的佈置。

不過，既然是『好好先生』，朱塬又覺得，問題不會太大。

明州這邊，遇到分歧，自己強勢一些，汪廣洋大概率不會願意和他這個正是當紅的皇帝寵臣起衝突。

第二批運糧船隊送出，接下來，就要考慮第三批。

第三批糧船不會是稍後第一批返回的運糧船隻，那一批，無論是人還是船，經歷過一次長途遠航，都需要進行休整。

還好，當下船是真不缺。

不說杭州、明州、溫州和台州幾個沿海重鎮都在營海司的運作下持續建造下水新船，還有南邊，繳獲船只在老朱的嚴令下，也在持續不斷地送來。

就說廖永忠剛剛拿下的廣州，何真以及其他元廷各部，收繳船隻就超過了700艘。

早前各部習慣性把船隻據為己有，當下因為老朱的態度，沒人再私藏，至少不會私藏太多，大部分都會乖乖地送來明州。

因此，再回到了朱塬最近一直操心的事情。

麻料。

缺麻啊！

既然船多了，第三批運糧船隊，朱塬考慮過後，又與金陵的老朱通過信，決定增加運量。

糧食還是20萬石。

不過，這一次，計劃會增加10萬擔魚獲。

總計可以說是30萬石。

其實，如果人手足夠，朱塬還是更傾向於保持20萬石的每次運量不變。

少量多次。

這樣能夠最大程度降低風險。

問題是，能用的人手終究不足。

經過重新盤算，增加10萬擔魚獲，只需要再加派不到2000人，而不是按比例的5000人，這等於是節省了人力。

增加運量，需要船隻增多，但還是有諸多剩餘。

朱塬的計劃是全部投入海捕。

海捕，不缺船了，相對來說，人也不怎麼缺，就缺漁網。

沒有網，打什麼漁？

還是要打！

朱塬已經在讓人想辦法。

比如，釣魚。

說起釣魚，普通人觀念裡，往往是一人一桿，一坐一天。

海上不是這樣。

提前讓人進行過試驗，海釣的效率，其實並不低，特別還是這年代，海洋魚產豐富，專門釣大魚的話，找準了魚群位置，每個勞力一天完成一擔的任務，輕而易舉。

離開了碼頭，朱塬和華高等人一起來到城西甬江對岸。

這邊正是煙火鳥鳥。

營海衛在這邊屬於軍營後方的地界搭建了一批拱形烘窯，不多，只有十座。

烘窯一丈高，寬一丈五，長三丈。

還是物質不夠的緣故。

這年代，燒磚也是非常耗費的，只是燃料一項，就讓大部分普通百姓一輩子都只能住在泥坯房屋當中。

朱塬也沒那麼奢侈。

因此，除了一批少量用磚大部分還是泥築的試驗烘窯，其餘的，還是決定露天烘烤。

這裏又不得不說起昨日從象山返回的海捕團隊的收穫。

初步估算，這一次海捕，順利帶回定海的，官方魚獲為1.7萬擔，民間魚獲為2.1萬擔，總量為3.8萬擔，合380萬斤。

遠遠高於朱塬最初的預期。

朱塬的基本預期是官方捕魚8000擔，民間大概與官方相當。

實際上，卻是帶回了將近5倍的魚獲。

不過，這其實反而不算太讓人滿意，因為缺少麻料，因為最後幾日遭遇了颶風，不僅無法出海，還導致一批魚獲沒能及時處理而腐壞，等於說，整個海捕團隊至少損失了1萬擔的魚獲。

用『擔』總是缺少些衝擊力，換算成更普遍認知的稱量單位，就是100萬斤。

無論如何，都是一次成功。

畢竟只是一次試驗性的海捕，實際上，就已經超過了元朝時期正常年份300萬斤的總量。因此，朱塬也第一時間寫信給老朱報喜。

除了詳細列舉漁獲收成，還提及了這次颶風過程中，燈塔港口對漁民的示警和避險作用。

可見基礎設施的重要性。

因此，朱塬的建議是，官方還需要加大對相關方面的投入。

再說總計3.8萬擔的魚獲，營海司拿下了其中的3.2萬擔，相當於320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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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來，其中漁稅部分，按照朱塬之前制定的稅率，只有區區510擔，因為民間船隻雖然多，但體量都不大，總載量摺合才5萬料出頭，每百料直接收魚獲1擔，因此得510擔。

還沒有鹽運司轉賣給這邊的多。

即使朱塬給出了兜底條件，官方直接收繳鮮魚進行醃製，降低百姓買鹽負擔，但，明州鹽運分司跟隨南下，這次海捕過程中還是賣出了150多引鹽貨。

因為是直接針對漁民銷售，按照最終出售價格計算，得銀錢摺合1500多兩。

漁民沒那麼多錢，還是直接繳納魚獲，明州鹽運分司按照與營海司的協議，當場將魚獲轉交營海司，換取銀錢。

關於鹽政，既然涉及，朱塬近日也有所關注。

當下大明朝廷制定的終端零售鹽價是10兩銀子一大引，折錢則是12萬錢，合30文一斤鹽。

很貴。

不過，相對於元朝，又便宜了太多。

元廷早期制定的鹽價就是10兩銀子一引，中期略微下降，到了後期，財政困難，開始大幅提升鹽價，最高達到200貫鈔幣一引鹽的程度，雖說後期元廷鈔幣貶值嚴重，但折算下來，賣到百姓手中的每斤鹽也超過了300文。

超高鹽價導致私鹽泛濫，蝴蝶出的另外一個結果，恰好就是張士誠和方國珍兩大私鹽販子的崛起。

終端零售價格高達10兩銀子，大明朝廷能拿到多少？

不多，只有6錢銀子。

這是官方規定當下每引鹽貨需要繳納給朝廷的賦稅，至於其他，則全部算做消耗。

朱塬覺得，這『消耗』實在太大。

參照元廷數據，按照當下人口5000萬的規模，朱塬大致能夠算出，整個中原每年的鹽貨需求大概是200萬引。當然，是400斤的大引，因此，官方能夠獲得稅收大概120萬兩。

這倒是與朱塬之前了解到大明去年，還是西吳的時候，全年137萬貫的鹽稅收入相差不大。

然而，比之前朝，無論是元廷，還是宋朝，也低了太多。

朱塬近期讓人收集到的數據，宋時鹽稅最高可達到1700萬貫以上。而記憶中，明朝鹽稅最高也才200萬兩白銀左右。可以說，比前後各朝都要低太多。

不得不說，這是老朱的又一個重要財政政策失誤。

就像另外一個朱塬恰好記得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茶稅一樣，老朱的想法，朱塬能夠看出，非常樸實的小農思想。

朝廷少收一些稅，百姓就能多幾分財富。

實際上，既是如此，也不是如此。

如果真得惠及了所有百姓，朱塬也很樂意看到各種低稅率，但，實際如何，朱塬也再清楚不過。

總之，鹽稅的事情，今後有時間，還是要好好規劃一番。

當然，還有漁稅。

計算下來，510擔稅收，相對於民間總計2.1萬擔魚獲，稅率四十分之一不到，這也太低。將來時機合適，同樣需要重新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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