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早期西方傳教士在世界各地的傳教歷程是艱難的，至今，西方在記載他們活動的著作中依舊把到中國的傳教稱之為"東方的冒險"。西方教會把向世界"最蠻荒的地方"傳播"上帝的旨意"當做最高的榮譽和責任。在古老的非洲、美洲和大洋洲，許多傳教士死於惡劣的食物、嚴酷的氣候、莫名的疾病，甚至充滿敵意的土著的毒箭。在中國，至少在明代以前，到中國境內傳教的西方教士被殺死的記載並不多。中國人不是土著。當外國傳教士到達中國的時候，中國文化之發達曾經令他們慚愧。他們不得不深入到中國最偏僻、最荒涼的地方，因為只有那裡的人們也許才需要他們的幫助--接受一個外來的"上帝"。明代，帝國政府實行"海禁"，除了禁止一切外國商船進入之外，同時也把傳教士們進入中國的道路堵封了。1552年8月的一天，耶穌會創辦人弗朗西斯·沙烏略行程10萬裡，幾乎圍繞著中華帝國的邊境走了一圈之後，才在廣州附近的一個中國小島上登陸，可他就是無法登上中國大陸，四個月之後，他死在了小島上。30年之後，那個叫做利瑪竇的傳教士來了，他以他身上的中國服裝和很快就掌握了的中國語言終於贏得了中國人的好感，他成功地進入了中國。至此以後，凡是進入中國傳教的西方傳教士，幾乎都學習利瑪竇的經驗，著中國服裝，說中國語言，並且都取了一個中國名字。至少在這個時候，還沒有民教衝突的事情發生。中國人那時議論最多的不是西方的宗教問題，而是外國人進入中國後應該如何遵守"中國人的規矩"。所謂"中國人的規矩"，不是關乎法律的問題，而是有關道德和禮儀的問題。那時的中國人認為這是最重要的問題。比如，外國人見到中國官員甚至中國皇帝的時候，是否應該跪下磕頭；外國人對中國有些事物的議論，包括婦女的小腳、科舉、一夫多妻、鴉片等等，中國人是否應該給予回擊；最激烈的，是討論是否應該把這些洋人們請出去，因為他們的舉止和長相實在令中國人看著難受："他們信上帝，幹嗎不在自己的家裡信？"外國傳教士們遇到了一個令他們景仰的中國皇帝：康熙。1692年的一天，皇帝康熙生病了，瘧疾，發高燒，禦醫們束手無策。被病情折磨得痛苦不堪的康熙皇帝下了一道通告：凡是患瘧疾的病人都可以進入皇宮治療。皇帝此舉的目的是廣泛實驗各種中藥的藥效以尋找治療瘧疾的辦法。皇宮裡的實驗開始了，有不少外國傳教士在場觀看，其中一個傳教士記述了他看見的這樣一個實驗：一個和尚拿一碗井水在皇宮的空地上朝天地各個方向念念有詞，"他做了一百種令異教徒感到神秘莫測的姿勢"，然後讓生病的人把井水喝下去，最後當然沒有任何效果，這個和尚被皇帝趕出了皇宮。於是，在廣東傳教的兩個外國傳教士接到諭旨：立即進京。傳教士趕到北京後才發現，京城裡所有的外國傳教士正聚集在一起研究一個重要的問題：中國皇帝決定要吃西藥。康熙皇帝很可能是第一個接受西醫治療的中國人，在太監們和大臣們驚慌失措的眼神下，康熙皇帝喝下了傳教士送進來的一種叫做"金雞納霜"的藥粉--一位法國傳教士正好從法國帶來了整整一斤。中國皇帝喝下西藥的時候，就有太監和大臣大哭起來，因為他們認為自己的皇上就要被外國人毒害了--雖然皇帝是在四位甘願一死的大臣先喝下去且一夜無恙之後才喝的--即使如此，也只有對國家的富裕、安定和強盛充滿自信的皇帝才敢於這樣做：這樣的皇帝，康熙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一位。中國皇帝的高燒居然很快就退了，驚人的療效讓中國皇帝覺得傳教士們個個是神仙--其實，在當時的法國，金雞納霜已經是一種治療瘧疾的最普通的常用藥。於是，在那段帝國少有的經濟繁榮、政治穩定的美妙時光裡，中國皇帝的身邊開始每天都有外國傳教士走來走去。這些傳教士中有的是當時世界上最優秀的科學家，甚至是獲得了法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稱號的人。院士們受到法國皇帝的資助來到中國，直接目的是勘察中國地理，為繪製一幅精確的世界地圖做準備，因為沒有中國的世界地圖就稱不上是世界地圖。至於繪製地圖有沒有軍事上的目的不言而喻。另外的傳教士是正宗的神甫了，他們想趁機"勸說中國皇帝入教"。皇帝已經在主持製訂曆法時在一個叫做湯若望的傳教士那裡領教了科學的魅力，並且知道了傳教"先驅"利瑪竇這樣的傳教士，中國皇帝要他們當自己的自然科學教師。中國的皇帝在紫禁城裡親自挑選了最大、最方便的房屋賞給傳教士們居住，當然，傳教士們也同時每天在紫禁城內品嘗著中國皇宮內禦用廚師們的精湛手藝。傳教士們每天上午和下午各兩個小時和皇帝在一起。傳教士們很辛苦，因為中國皇帝"上課"的地點是清■園，就是後來成為頤和園的那個地方。因此，無論天氣如何，傳教士們都要從城裡按時趕到"課堂"。中國皇帝學習物理、化學、外語、幾何和數學，疲憊的傳教士們發現，"中國皇帝的興緻很高"，他像一個中學生一樣，在傳教士們的指導下做化學試驗：把一種液體混合到另外一種液體中去，並且觀察混合後的反應。皇帝很快掌握了計算球體、錐體和多面體體積的方法。皇帝在高高的亭台上觀察天空，想像著太陽、月亮和地球的運行軌道。皇帝跑到野外，用幾何方法測量山的高度、河的寬度。傳教士們對中國皇帝的聰明好學十分驚異，其中一個叫做白晉的法國傳教士為此寫信給他的皇帝路易十四："康熙皇帝是一位與您在許多地方都相似的君主，就像路易大王您優於基督教諸王一樣，他也同樣勝於異教諸王。"傳教士把中國皇帝稱之為"異教王"，看來，中國的皇帝沒有被傳教士們"發展入教"。更重要的是，包括中國皇帝在內的所有中國人都對西方宗教中所描繪的"天堂"不感興趣。中國人認為，還是人間好。康熙，帝國歷史上惟一一位試圖了解現代科技知識的皇帝，惟一一位對外來文化採取特別寬容政策的統治者。即使是他，允許也是有限度的，這個限度就是：無論什麼"教"，無論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無論信奉的是天主、耶穌還是佛祖，都不能對帝國的現政權構成威脅，哪怕是輿論上的冒犯、詆毀和誹謗。外國傳教士對中華帝國的文化、風俗等等多有議論，但是，議論到皇帝的頭上就觸犯了大忌--有的傳教士居然認為中國的皇帝代表不了"天"，"天"應該是"天主"，因此，人敬畏的應該是"無所不在的上帝"，而不是人間的一個人，即使這個人現在是皇帝。康熙五十九年，即1720年，天主教教皇派宗教大使嘉樂來到中國，和帝國政府協商在中國傳教的事情。11月18日，康熙皇帝為了準備和教皇大使的會見，特地在清宮西暖閣召見了在華的一部分外國傳教士，並且為此下了一道諭旨。諭旨中首先對傳教士們在中國的"遵紀守法""表揚"了一番：爾西洋人，自利瑪竇到中國，二百餘年，並無貪淫邪亂，無非修道，平安無事。康熙皇帝認為外國傳教士對中國沒有什麼好處，但也沒有什麼妨礙，既然大老遠地來了，念之不容易，所以恩賜他們可以在中國自由活動：自西洋人航海九萬裡之遙者，為情願效力，朕因軫念遠人，俯垂衿恤，以示中華帝王，不分內外，使爾等各獻其長，出入禁庭，曲賜優容致意。爾等索行之教，與中國毫無損益，即爾等去留，亦無關涉。但是，洋教士畢竟議論到中國的"天"了，對此邪說，中國皇帝不能置若罔聞：自多羅來時，誤聽教下閻當，不通文理，妄誕議論。若本人略通中國文章道理，亦為可恕。伊不但不知文理，即目不識丁，如何輕論中國理義之是非。即如以天為物，不可敬天，譬如上表謝恩，必稱皇帝陛下階下等語，又如遇禦座，無不趨蹌起敬，總是敬君之心，隨處皆然。若以陛下為階下，座位為工匠所造，怠忽可乎？中國敬天，亦是此意。若依閻當之論，必當呼天主之名，方是為敬，甚悖於中國敬天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