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往日本馬關的帝國"議和"代表團的輪船正行駛在日本海海面上的時候，在帝國四面八方通往都城北京的路上，成千上萬名身穿藍色長袍的帝國文人們正在匆忙趕路。京城裡春寒料峭。一個名叫康有為的文人提著行李在蜘蛛網一般的衚衕裡東張西望著，他要尋找一個叫做"南海會館"的小門臉，並且要在那裡住下來。他期望那裡最好能有一張桌子，讓他把自己的文房四寶拿出來擺好。帝國的知識分子是來參加帝國最高級別的考試的。他們來自不同階層，年齡相差很大，貧富極端懸殊地在京城內外大大小小的客棧裡落腳。只是此刻，他們的夢境是極其相同的：經過數年的苦讀，現在以各省舉人的身份，競爭名額極其有限的進入帝國政治階層的"通行證"。因為摒棄了所有人類自然科學的內容，隻承認東方的哲學思想和道德理論，所以帝國的科舉考試是世界上內容最單一的考試。這樣的考試在中國至少已經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了，它一直是顯示帝國政治穩定的標誌，是帝國文化精英相聚一堂的盛事，是展示帝國悠久文明的景觀，是帝國最低層的平民幻想一夜暴富、雞犬升天的夢境，是帝國國家政權順利運作和行政管理得以維持的支柱。而帝國的知識分子素以治國平天下為自己人生成就的最高境界。他們的"知識"長久而強烈地為政治功能所淡化，也就是說，不通過政治實踐的檢驗，他們的"知識"就沒有實際價值。"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文人當官從政，和農民耕地一樣自然，除此以外別無出路。對政治前途過於強烈的單一追求，驅使帝國的知識分子走的是一條兇險而狹窄的人生之路。"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當官便得志，失官或丟官便失志，因此他們往往容易成為社會各階層中最"奮不顧身"的人。這一年的春天，數萬知識分子聚集在帝國的都城，由此帶來的一個情況是過去的統治者不曾有過的，並使現任的統治者感到有點不知所措--在帝國的知識分子，那些最溫文爾雅、最講禮儀道德，並且是帝國官員選拔制度的惟一受益者的讀書人中間，此刻正流動著一種危險的情緒，這種情緒不斷蔓延以至威脅到了帝國政權的生存。夾雜在危險人群中的最危險分子之一就是那個康有為。這是一個令京城人聽上去話語十分古怪的廣東人，面色黝黑，其貌不揚，身穿一身讀書人的藍色長衫。與帝國絕大多數夢想讀書取仕的人一樣，康有為在掌握帝國經典理論上才氣平平，因為"書香門第"的家庭壓力，於1882年和1888年兩次參加取得舉人資格的鄉試，都以失敗告終，他產生了放棄考試的念頭。但是，"諸父皆強之"，尤其"母意屬望迫切"，康有為隻好奮不顧身地一試再試。1893年，36歲的時候，他勉強通過了鄉試，取得了參加京城最高考試的舉人資格。但是，第二年，他在第一次進京趕考的時候，不但沒有考上，而且還扭傷了腳，於是他便南下回家了。那時正是1894年，按照中國的曆法是甲午年。1894年的春天，已經37歲的廣東舉人康有為決心最後一次在科舉考場上賭一把自己的前途。在萬物春情萌動**勃發的季節裡，帝國文人想當官的念頭往往會使他們的精神幾近瘋癲。這個春天的考試，是熱切希望一步登天的帝國文人們最不安心的一次考試。當文人在京城小衚衕中那油燈昏暗的客棧裡抱著書本臨陣徹夜"磨槍"的時候，國家不幸的消息烏雲一般一陣一陣地滾過來。海戰的失敗已經讓國人"莫名驚愕"，而帝國的全權大臣與日本人草簽的條約內容更令"舉國嘩然"。不要說把中國的國土割讓給洋人是奇恥大辱，光一筆關於銀兩的帳就讓中國人覺得日子沒法過了：當時帝國政府一年的財政收入是8890萬兩白銀，而日本人要求的賠款是這個數字的三倍，且規定第一年就得支付1億兩，全部賠款必須三年內還清。考試考到了年近四十前途依然沒有希望的康有為在帝國的都城北京"拍案而起"了。首先反對條約的簽訂："嗚呼噫嘻！萬裡之廣土，四萬萬之民眾，而可有此約哉！"康有為：《中日和約書後》，見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上），第137頁。進而認清帝國主義的野心："非戰敗之損也，非有開罪之失也，而一紙書來，取南滿、東蒙、山東、福建萬裡之地，及國命之鐵，甚至蹶而踏之，蹙而縛之，以財政軍政顧問相要，以全國之要地警察，國命所託之兵工廠相索……凡人聞而怵惕傷心……"康有為：《中日和約書後》，見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上），第137頁。再論帝國外強中乾，以國土民眾十倍於人而受人遏製。"如巨象肥牛之遇乳虎，不待磨牙，聞聲俯伏，甘聽吞噬，豈非天下古今所未見有者哉！"同上。最後歸結於政府的**："擬以三千萬舉行萬壽，舉國若狂，方謀保舉，而孫毓汶當國，政以賄成，大官化之，惟事娛樂，內通李蓮英，相以交關，政俗之汙壞，官方之紊亂，至是歲為極。"同上。這樣的政府應該下台了。這樣的國家應該改變了。4月22日，以康有為和梁啟超為首的81名在京參加考試的廣東舉人上了街，他們要向政府遞交一封請願書--實際上是寫給帝國皇帝的一封信--這就是中國歷史書中所說的"公車上書"的開始。"公車"，古代指"官車"。中國的漢代，各省舉人上京考試，其交通問題由國家給予解決：舉人們乘坐公家的車馬被逐站"遞送"。後來就以"公車"代指舉人上京考試，同時也代指那些參加國家考試的學生們。清政府的法律規定，舉人沒有直接向皇上上書陳言的權利，要上書，必須由都察院轉交。清代的都察院是全國最高的監察、彈劾和建議機關，也是接受民間"信訪"的最高機關。作為帝國政府權力如此之大的衙門，有把請願書送上去的職責，也有扣押下來自行處理的權力。特別是，舉人們的請願書不但是直接議論國家政治大事的，而且是直接寫給皇帝的，任何官員處理類似事件的時候都不能不小心從事。中國歷代統治者都把"士人乾政"當做一種"大逆不道"的罪行，何況康有為們寫的"請願書"，對國家政治的抨擊無以復加，手稿被傳抄出來時，市井上"爭相看閱"，觀者"莫不嗟悚"--嗟，感嘆；悚，恐懼。難怪都察院的官員根本不敢送給皇帝看。於是，"公車"們之間開始了大規模的"串聯"。在康有為和梁啟超的鼓動下，一千多名舉人在送往都察院的請願書上聯合簽名，而其中廣東省和湖南省的"公車"們幾乎全部上陣。在中國，湖南和廣東一向是"造反"的策源地，是出"仁人志士"的地方--箇中原因，梁啟超講得明白："湖南之士可用，廣東之商可用；湖南之長在強而悍，廣東之長在富而通"梁啟超《湖南廣東情形》，《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一》。--真是絕妙的分析--湖南江河橫流峰險林密，從知識分子到土人，從男人到女人，個個精力充沛思維旺盛，有不當"革命鬥士"就當"綠林大盜"的強悍民風，特產行為激烈的政治反叛人物和詭計多端的陰謀家。而廣東之所以能夠成為中國歷史上各種"革命"的發源之地，原因是廣東受到商業文明的熏陶絕早，富裕而開通，赤腳的南人懂得自己掄起甘蔗砍刀理所當然，而殷實的粵商更是以傾家蕩產地贊助"革命"為樂事。湖南、廣東帶動，各省紛紛"繼之"。4月22日、24日、26日、28日和30日，穿著藍色長袍，梳著辮子的帝國"公車"們一群接一群激昂地走在前往都察院的路上，他們口號加演說，"面容淒慘，垂涕陳情"，聲援和看熱鬧的市民人頭攢動，北京城一時像過狂歡節，都察院門口更是亂作一團。聽說阻止上書的主要官員是軍機大臣、兵部尚書孫毓汶，於是"公車"們揚言要"抬著棺材去孫家"，結果嚇得這位大員立即聲明自己病了，躲在家中不上朝，不久乾脆辭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