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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生活中丟失的精神家園――面朝大海(大結局)》《面朝大海》第四章三
軍伐當了辦公室主任後搞了一套改革措施,其中重要的一項就是限制學生的日常用品,譬如毛巾只能一條,茶缸一隻,鞋兩雙,牙刷一把,牙膏一支等等。還有牙刷牙膏用完要放進抽屜裡,這一點學生群起反對,大家都是從小受愛國衛生運動教育的人,誰都知道牙刷放在不通風的地方容易生細菌。我對軍伐的改革措施嗤之以鼻,堅決反對。但軍伐說這是校長辦公會議決定的,校長辦公會議我沒權參加,也不知道他是唬我還是真有其事。而且我的許可權就是執行,不是決策。回到宿舍,我對石留講了這事,石留卻沉默不語。學校有項傳統的功課叫早練。每天六點鐘起床鈴一響,學生要在十五分鐘內到操場集合,先在操場操練,再跑步,從學校門口順著馬路沿一直跑到鎮上,回來洗臉刷牙再去吃早餐。我做老師時,每天都睡懶覺,有時睡得像個死人,外面天翻地覆也不知道,有時給鬧醒了,聽到外面一片雜訊,很是反感。我做了辦公室副主任後,軍伐每天都來敲我的門,要我跟他去督導學生操練。這是一件很要命的事,早知道做主任還有這項福利我就不做了。我站在軍伐身邊,看著學生一臉痛苦地走著方步,我也跟著痛苦。那時周怡就在隊列裡對我做鬼臉。她感覺我比她還難受,她就特開心。周怡是我老鄉。她在武漢長大,後來跟著父母移民深圳。她到學校的第一年沒找到機會認識我,所以倍感孤獨。這是她自己說的。第二年我開始教她,第一次課我就讓學生寫自傳。寫自傳有兩個目的,一是畢業後要用,一入關人事處就要學生交自傳,我是教公文的,學生的自傳寫不好我要負責任,所以一早就要讓他們練,練到畢業時如果還不過關我就勸他回家耕地;二是我有考據癖,特別喜歡考證學生的歷史,有的學生很調皮,把過去藏得很深,害得你教了幾年書仍然不了解他們,所以必須佈置這項功課給他們做,以滿足我考據的癖好。當然有的學生很狡猾,他們會把別人的故事拿來講給你聽,如果你不認真考證就會上他們的當。如果認真考證,要做的工作就多了,當然也有意思得多了。周怡的自傳寫得真是好,我情不自禁地在班上讀了,把她吹到了天上。這就為她找我製造了機會。晚自習後周怡來我宿舍。她穿了件淺紅色的連衣裙,襯得臉上多了點血色,與白天課堂上的蒼白對比鮮明。我讓她坐在床上,給她泡了杯咖啡。我喜歡喝咖啡,因為苦。這些年我一直把苦當飯吃,所以有一點開心事我就特別快樂。周怡喝了口咖啡,苦得直怎舌,她把杯子擱在床頭櫃上,不再碰它。我們聊了一會兒閑天,聊了些什麼我也不記得了,總之時間過得飛快,一轉眼對面教室的燈已經熄了,周怡起身說,我該走了。周怡走了我就關燈睡覺,一點也不知道外面發生的事。原來大家都以為她失了蹤,早把女生宿舍搜了幾遍,又派了大批男生去海邊尋找。因此周怡從教師樓走下去時,真正體會到了眾目睽睽的感覺。那天的事就是這樣。後來我跟軍伐吵架,跟這件事也有關係。我對軍伐歷來就頗多意見,因為他老是在我上課時偷偷溜進教室。我不管他到底想幹什麼,是想監督學生還是想監督我,反正這舉動很不文明,是一種不尊重人的表現。但他是領導,我不可能對他破口大罵或者衝上去打他一耳光,我最多就提提意見或者忍氣吞聲。但這事讓我很窩火,一直想找他的晦氣。有一個雨天,我在南州的宿舍,有一件急事要找周怡。於是我跑到郵局掛電話。那天是周六,學生可以自由活動,大家都躲著軍伐,所以軍伐很閑得慌,隻好貓在傳達室聽電話。他沒聽出我的聲音,對我說,學生的電話不傳。說完就把電話掛了。他不喜歡周怡,因為周怡老跟我親近,老不買他的帳。我的心情本來就不好,這時變得比外面的雨天還糟糕。我在郵局等了半小時,又掛了個電話,叫門衛去叫軍伐聽。我在電話裡把軍伐臭罵了一頓,他開始還跟我解釋,後來就在電話裡跟我對罵。這件事後來鬧得很大,全校教職員工都知道了,我回到學校就等著領導批評,沒想到領導反而升了我的職。領導說,我就是要提拔有個性的人,有個性的人就應該做領導,至於先進人物就繼續做先進吧。這樣我跟軍伐成了拍檔,儘管仍然是他領導我,但已經不是原來那種領導關係了。這是一個勝利,當然是一種很尷尬的勝利。我跟在軍伐屁股後面就像一頭蠢豬。周怡對我做鬼臉就是笑我這個。周怡也就是對我才有點笑臉,她在別人面前一點表情也沒有,因為大家都知道兩個主任因為她幹了一架。說得好聽一點就說我和她兩情相悅,說得難聽一點就說兩個主任為她爭風吃醋,搞得她在學校很沒面子。不過這人臉皮很厚,證據就是她居然還能對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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