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愛民，史上也確有朱元璋立法「多佑貧抑富」的記載，也鼓勵百姓監督官員，民間可將貪官汙吏抓起來押送到京。

說到底，這屬於封建統治的階級平衡之術。

朱元璋一邊限制官吏、士紳侵民，一邊則是它的兒孫們廣佔民脂，虐待百姓，這是哪個愛民之人幹得出來的勾當？

其實從朱元璋對待孟子的態度就可以看出來了。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甚至「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

「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

「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盡心篇》、《萬章上》也充分闡述了孟子對君權的認識，孟子並不認為皇帝絕對正確論，一再強調在君臣體系中皇帝的主導作用，宣揚皇帝不合格就該換的造反有理論，朱元璋自己就是造反出身。

結果屁股底下的位子一變。

態度也變了。

朱元璋不愧是民權先鋒啊。

朱元璋有一個夢想，就是將天下百姓都植物化。

這都不算啥。

韓林之所以如此被厚待。

還孜孜不倦想著有朝一日造反。

原因就在於朱元璋此人心胸過於寬廣。

在浙江，洪武三十一年，陸本為定海知縣，上任時，縣城早已「民困賦租，逃亡者眾」。

定海原是元末活呂布方國珍的地盤。

方國珍並沒跟老朱做過對。

可是他治下的老百姓也跟著遭殃，困於重稅，不惜背井離鄉，紛紛逃亡。

更可怕的不光是重稅，最可怕是動輒將良民充軍，整家整家的喪失自由，淪落為世代翻不了身的軍戶。

洪武22年，因為寧波府昌國縣（在今舟山）有民入海，違反了朱元璋的規定，竟被認定為「民嘗從倭為寇」，將昌國縣一縣百姓，不分良莠，全部謫為軍戶，發配寧波府充軍。

你就問恨不恨？

在蘇州，由於張士誠頗得民心。

所以朱元璋恨死了。

這些地方的百姓開始遭劫，「人民遷徙實三都，戍遠方者相繼」，而且將這些百姓打入賤籍，「至營籍亦入隸坊，」，搞得蘇州「邑裡蕭然，生計鮮薄。」

在湖南，由於被陳友諒政權征過糧，特別是陳友諒敗死後，他兒子陳理被朱兵圍於武昌，命令各地急送軍糧。

長沙府湘鄉縣的義兵頭領易華，緊急徵集了10萬8000石糧米送往武昌。

陳理敗降朱元璋後，朱元璋翻覽檔冊，發現次事，遂不問情由，以10萬8千石做為湘鄉永遠的糧食征額。

而湘鄉縣在元代，一年隻繳3.3萬石。

這就造成了湘鄉史上長達三百多年的「墮糧之災「。搞得民不聊生，被逼得采蕨為食，「民愈困而追索愈迫，財益盡而取派益繁「，一代代人不堪命，大量逃亡。到明代後期全盛的萬曆年間，湘鄉人口銳減到才4萬。

有類似遭遇的，還有瀏陽。史稱瀏陽正常年份一年交稅糧四萬石，朱元璋則將征糧數額增加一倍達到八萬石。

同樣被朱元璋故意加害的還有茶陵，本來茶陵在元代是一個生計不錯的地方，還出了劉三吾這樣的大儒。

但在元末，也因為向陳理的「漢「政權交過米稅，而被朱元璋惡意的定下46860石9鬥的巨額糧稅。

因為元末陳氏之事，茶陵遭受比湘鄉更漫長的，長達近四百年的「墮糧「之冤。據明代史料，在朱元璋的洪武24年（1391），茶陵有12500戶，等到號稱盛世的永樂十年（1412），戶數銳減到8700。到明武宗正德七年（1512）又進一步下降到6500戶。

至於他在位掀起洪武四大案，殺了十幾萬功臣、官員、士民及家屬，吳中四才子無一倖免，元代四大畫家只要活到明朝的無一不遭毒手。以至士子在科舉考試中不免質疑「天之生才有限，陛下忍以區區小故，縱無窮誅？」。才士練子寧也上奏，說數年以來，「才能之士倖存者百無一二」。

這些也不說了，不是有一幫吹朱元璋的徒子徒孫們在到處宣揚嗎？

說那些讀書人、功臣該殺該死。

但是平民呢？

因為明初政府行事粗暴，甚至在廣西釀成動亂。在福建，更由於地方官「法令嚴核，繩吏之法尤峻」，而逼得泉州等地百姓，動不動砍掉自己的手指，以逃脫被誣衊，被抓去充軍。

當年就因繁重的征役壓得人民活不下去，有十三名平民，以羅輔為首，斷指自殘，以避征役。朱元璋暴怒，全部抓起來，當事人全部屠殺，懸首示眾還不夠，各受害的家屬也不放過，家中成年男子一律殺戮，女子被流放邊遠之地。事後，朱元璋還怒氣沖沖將這些事寫進《大誥》裏。

那請問，朱元璋法網嚴密，大批陷民於不法之外，生了一幫豬兒子，分據各地，位列藩王，擁甲士，享民脂膏，動輒虐民，殘民。這些民眾又何罪？

韓林知道自己沒有好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