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在倒袁中忽遭父喪，袁倒後先生治喪持服，未得出而秉政。於是種下了民國六年（1917年）佐段（祺瑞）登台之事。在這裏面還夾著一段反對康（有為）、張（勛）復辟。信有如任公幾十年前所說「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者，可算作他第二度對於國家的貢獻。復辟既敗，共和三造，段、梁攜手執政，居然又有幾分進步黨內閣氣概。此固為任公登台應有之陣容。但千不該，萬不該，不肯恢復國會，而另造新國會，以致破壞法統，引起「護法之役」，陷國家於內戰連年。這是他政治生活第二度嚴重失敗。這次責任別無可諉，與前次不同。我們末學只有替他老先生惋惜，而他的政治生涯亦於此告終。總論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學術，不在事功，獨在他迎接新世運，開出新潮流，撼動全國人心，達成歷史上中國社會應有之一段轉變。這是與我紀念蔡先生文中所說：蔡先生所成就者非學術，非事功，而在其釀成一種潮流，推動大局，影響後世，正復相同的。三、我個人對任公先生的感念我早年是感受任公先生啟發甚深之一人。論年紀，我小於先生二十歲。當他二十幾歲舉辦《時務報》、《清議報》之時，我固不能讀他的文章。即在他三十歲創刊《新民叢報》亦還不行。直待我十五歲，好像《新民叢報》已停刊，我尋到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六巨冊《新民叢報》和《新小說》全年一巨冊（約五六百萬字以上），又《立憲派與革命派之論戰》一厚本（任公與汪精衛、胡漢民等往複辯難所有文章之輯合本）才得飽讀。當時寢饋其中者約三四年。十八歲時，《國風報》出版，正好接著讀下去。這是比我讀五年中學更豐富而切實的教育。雖在今日，論時代相隔三十年以上，若使青年們讀了還是非常有用的。可惜今日僅存《飲冰室文集》，而原報殆不可得。那其中還有旁人許多文章和新聞時事等記載，約佔十之八，亦重要。至今想來，我還認為是我的莫大幸福。蔡先生著作無多，我讀到亦不多，在精神上卻同深嚮往。民國五年（1916年）曾因范靜生（源廉）先生介紹而拜見蔡先生。但對任公先生則未曾求見。因我先父多年敬佩任公，當他從海外返國，親往訪四次未得一見，兩度投書亦無回答，我更不敢冒昧。到民國九年（1920年），任公漸漸知道我。一日忽承他偕同蔣百裡、林宰平兩先生移尊枉步訪我於家。由此乃時常往還。民國十四年（1925年）我編印先父遺書既成，送他一部。書中有先父自記屢訪不遇投書不答之事，而深致其慨嘆。我寫信特指出這段話，請他看。他回信痛哭流涕數百言，深自咎責。囑我於春秋上祭時，為他昭告說「啟超沒齒不敢忘先生（指我父）之教」。蓋先父於慨嘆其慢士之餘，仍以救國大任期望於他也。此事在先父若有知，當為心快。而在我為人子者，當然十分感激他（註：任公先生此一回信附後）。十八年（1929年）春上，我在廣州聞任公先生逝世之訊，心中好大難過。念相交以來，過承獎愛，時時商量學問，虛心谘訪（先生著作關於佛教者恆以初稿見示征問意見），而我未有以報。第一，他奔走國事數十年，所以求中國之問題之解決者甚切，而於民族出路何在，還認不清。第二，他自謂服膺儒家，亦好談佛學，在人生問題上誠為一個熱心有志之士，而實沒有弄明白。我於此兩大問題漸漸若有所窺，亟思以一點心得當面請正。豈料先生竟作古人，更無從見面談心，只有抱恨無窮而已。今為此文，雖時間又過去十多年，還是不勝其追懷與感念！1943年1月附：任公先生十四年答漱溟信漱溟宗兄惠鑒：讀報知巨川先生遺文已裒輯印布，正思馳書奉乞，頃承惠簡先施，感喜不可言罄。讀簡後，更檢《伏卵錄》中一段敬讀，乃知先生所以相期許者如此其厚，而啟超之所以遇先生者，乃如彼其無狀。今前事渾不省記，而斷不敢有他辭自諱飾其罪。一言蔽之，學不鞭辟近裡，不能以至誠負天下之重，以致虛情慢士，日儕於流俗人而不自覺，豈唯昔者，今猶是也。自先生殉節後，啟超在報中讀遺言，感涕至不可仰，深自懊恨並世有此人，而我乃不獲一見（原註：後讀兄著述而喜之，亦殊不知兄即先生之嗣，宰平相告，乃知之，故納交之心益切）。豈知先生固嘗辱教至四五，而我乃偃蹇自絕如此耶！《伏卵錄》中相教之語雖不多，正如晦翁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其所以嘉惠啟超者實至大。末數語，蓋猶不以啟超為不可教，終不忍絕之；先生德量益使我知勉矣！願兄於春秋薭祀時，得間為我昭告，為言：啟超沒齒不敢忘先生之教，力求以先生之精神拯天下溺，斯即所以報先生也。遺書尚未全部精讀，但此種俊偉堅卓的人格感化，吾敢信其片紙隻字皆關世道。其效力不見於今，亦必見於後。吾漱溟其益思所以繼述而光大之，即先生固不死也！校事草創，課業頗忙。又正為亡妻營葬，益卒卒日不暇給。草草敬覆奉謝，不宣萬一。啟超再拜。十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