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下略）：我要問的這個問題，也是跟您的早期的情形有關係的。我知道，民國元年（1912年），或者可以說是辛亥那一年的後半年，您是做了三件事情：第一，參加了同盟會，那是汪精衛做頭的；第二，您是做記者，到南京去了一趟……梁（下略）：不是，那是清朝退位了，我們就辦報紙了，宣傳革命了。在天津辦報，報就叫《民國報》，中華民國嘛。我當新聞記者，還是叫外勤記者，管採訪的。報館在天津，我住家在北京，我就往來於北京、天津之間。

這件事情是知道的。不過1980年那個時候您又說，也是本來打算到廣西去啊，因為廣西省那個時候是派學生到外洋，留學的，那麼哪一個是先哪一個是後啊？當然您先是參加同盟會，參加革命啦，以後是到南京去了，最後就是要到廣西去？

我是想回廣西。因為廣西要送人出去留學，父親是希望我能出洋留學。走到南京呢，我有一種悲觀煩悶，不想去留學，就回來了，回北京了。

那也有一次旅行，也差不多是那個時候，您去西安。（梁：對。）那哪一個是先？您是先到西安以後到南京的，還是先到南京以後到西安的？

可能是先去南方。因為去西安啊，是因為我的老兄，我的大哥，這個大哥是親的，他是在日本留學的。這個回來到北京呢，還考試了一下，清朝還沒有亡的時候，還得了一個商科舉人。因為他學的是商業，明治大學商科。清朝亡了呢，他這個商科舉人也用不著了，他在日本的同學，姓譚的，叫譚耀唐，就拉他到西安。譚耀唐是陝西人——西安人，在西安他們興辦的叫西北大學，需要教員，譚耀唐就拉我這個大哥到西北大學教書。我那個年譜上都有，他去了之後，我後去，也到了西安。

是啊，您跟我講過，您住那邊那一次差不多住了九個月？

沒有，沒有那麼久……那是六個月。所以那麼長時間啊，也許是您從南京回來以後，再到西安？

可能是那樣。

那記者的職務，您辭職了？

離開了。做記者嘛，就是《民國報》啊，報館先在天津，為了印刷方便起見先在天津。……轉過年來，同盟會就改組為中國國民黨了。我們的《民國報》也遷到北京來了，國民黨黨本部就派人接收了這個報紙，作為國民黨本部的一個機關報，我們裏面的幾個人就退出來了。

所以也許是，退出來以後才去西安住六個月的？

在西安呆了不夠六個月。我記得那次坐火車，火車本來是從北京往漢口有一個車，漢口在南邊，不能到漢口那麼遠，中途就得拐彎往西安去。往西安去的路就不是京漢路了，叫隴海路，隴海路修得還不遠，不夠長，修的一個地方叫觀音堂，火車就只能開到觀音堂。我記得在觀音堂下了火車，還要雇北方的騾子車，再往西走，走潼關，這樣到西安。這種坐騾子車走很有意思，看沿途的風景，不像火車一下就過去。

那次也是您第一次到西北去，風景都是新的，跟北京的這一帶不同。（梁：對呀。）說到同盟會，我知道您中學時代已經參加了。不過我不曉得您怎麼曉得本來有分會……那是有一個朋友，叫甄元熙，這個人是廣東人，他在廣東是台山縣人，在南方他就是孫先生的同盟會的會員了，是革命分子了。他來到北京呢，到我所在的那個中學裏頭，他算是插班進來的，他中途進來的，他就帶著革命的思想來的。我們兩個人相熟，政見不同，我的那個政見還是受梁啟超的影響，那個影響是什麼呢，是君主立憲。他呢，甄兄呢，是要革命的，我們兩個人就辯論。後來大家對清廷失望了，我也就放棄了君主立憲的意思，跟甄啊我們都算是一同搞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