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東]

我曾經在溫哥華東區國王路上的一家越南餐館裡見到過一個神似天楊的女人。那是冬天，我們加完班，和幾個華裔的同事順路拐進去吃河粉。他們一坐下就開始暢快地講廣東話，我是一句也聽不懂。那女人坐在一個和我們的桌子恰成對角線的位置上，桌上空空的，在喝日本清酒。我看到她的臉的時候，胸口像是被撞了一下，五官並不像，可是組合在一起卻是活生生的天楊的表情，尤其是凝望著窗外夜色時那種漫不經心的憂傷。

她很年輕，頭髮黑得生機勃勃。買過單後她裹緊紅色的呢大衣站起來，路過我們的餐桌時放慢了腳步。她看著我，說：「先生是北方人？」居然是字正腔圓，聽不出一點方言痕跡的普通話。不等我回答，她就走出去了。留下一縷暗香。很奇怪，她的大衣一看就很廉價，可是她的香水卻是ＣＤ的「毒藥」。同事們鬨笑。Ｐｅｔｅｒ在我後背上狠狠搗了一拳，「她中意你啦。」

離開的時候下起了雪，挺大的。他們又去喝酒，我一個人開車回家。在路口看見她，她站在路邊沖我揮手，我停在她旁邊，搖下了車窗，「要搭車嗎？」

她呵氣成霜，因為冷的關係，滿臉凜冽的嫵媚，「先生，一個人嗎？有沒有空？」我這才想起來同事們說過的話，國王路沿線的餐館都很便宜，一到晚上，就有好多的乞丐或者妓女。她雙目幽深，表情很執拗。我說：「我太太在等我回家。」她愣了一下，似乎沒料到我會這麼說。笑笑，「那就不耽誤你的時間了。」一股白氣從她嘴裏噴出來，她的紅大衣在路燈下一閃，像聊齋，慘然的媚態。

準確地講，她又像天楊，又像方可寒。

然後我就想起了她們。她們十七歲的臉像煙花一樣綻放在溫哥華清冽的夜空下面。下雪了，聖誕節快到了。已經有人在家門上掛上了花環。在肖強的店裏，我們一起看《霸王別姬》。看到程蝶衣戒毒的那一段，方可寒腰間的小呼機響了，她笑吟吟地站起來，「各位，我先走一步，改天你們告訴我結局。」天楊沒有發現我的眼神追隨著她的背影，她和肖強都如饑似渴地盯著張國榮。

「小尼姑年方二八，青春年華，被師傅削去了頭髮，我本是男兒郎，又不是——」

「錯了，咱們再來。」

程蝶衣死了。肖強哭了。張國榮也死了。天楊心滿意足地嘆著氣說：「這就對了。」

安妮一直在家裏等我。看到我，她微笑了一下。安妮是個溫暖的女子。身體纖弱，並不美麗，愛笑，而且冰雪聰明。我愛她。國內那些鳥人編排我，說我是為了移民才嫁給她，純粹是嫉妒。那天夜裏我們做了，我小心翼翼地撫弄著她光滑的後背，有點歉疚。因為我從未對她提起過天楊。我甚至跟她提起過方可寒，但是沒說過天楊，我跟任何女人都沒提起過天楊。沒結婚的時候，有次安妮問我，初戀是什麼時候。我說小學三年級。她開心地大笑。我並沒有撒謊，但我也沒有說實話。

安妮一點一滴地撫摸著我，「Ｔｏｎｙ，我愛你。」她的普通話像所有香蕉人一樣成問題。我媽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她叫我「Ｔｏｎｙ」，後來她睡著了。我摟著她，看著黑暗的天花板，在那個夜晚開始審視我的人生。

我出生在一九七八年，二○○一年大學畢業，開始上班，遇上當時在北京學中文的安妮。結婚，考雅思，移民，那時候——二○○二年底，是通過安妮的一個朋友的關係，在一間香港人開的、只有五個員工的小會計事務所打雜，超時工作拿不到加班費，幫老闆娘接孩子放學也在我的職責之內——正是因為這個才學了開車，可當時只有做下去，需要存一點錢才能繼續去讀研究生。二十四年，就做過這些事情。

那麼天楊，你現在在哪兒？

至於我，你曾經拚了命地去愛的我，正在一個你不知道的角落裏苟活著。沒錯，還年輕，人生才剛剛開始，也就是說，剛剛開始苟活。也許我們現在的生活都對不住我們曾經迸發過的決絕，但這是事實。天楊我想你，那個晚上我突然如此想你，我想也許你現在的臉上也有了苟活過的痕跡。我們這些苟活的人，喜新厭舊是我們的ＤＮＡ密碼，你同意嗎？讓接受過的所有教育，所有文明，所有與崇高有關的一切在大腦裡重組，使它們服務於我們最原始最動物的**，你同意吧？回憶起那段化腐朽為神奇的日子會覺得那太不像自己了，你同意吧？所以天楊，看在我們曾經相愛的份兒上，如果有一天突然在大街上碰見我，請你轉過頭去，裝作沒看見。我只要看看你的側影就好，那種嬰兒一樣漫不經心的憂傷。

剛剛到加拿大的時候，我就是這麼神經質。

去年年底我終於跳了槽，在一間也是當地華人開的貿易公司的財務處。雖然頂頭上司酷似張宇良這點兒令人不甚滿意。但是總算是可以隻做財務報表不做男傭。按我和安妮的計劃，後年我就可以重新去念書，然後去試試鬼佬們的公司。總之，苟活得還不錯。

聽過去的同學說，天楊現在做白衣天使做得有滋有味。我想像得出來她那副自得其樂的表情。天楊比我幸運，她可以活在自己的世界裏。我不行。我想這是我和她之間最本質的區別。可是我直到現在才看清楚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