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回到教室裏面，頭髮上都滴著剛才在盥洗室裡狂沖一氣的水珠。迎面碰上張宇良，他很「陽光」地一笑，「江東，一會兒下了第二節課是我們學生會的例會，訓練的時候別忘了幫我請假。」我沒理他，他又以一貫的ｇｅｎｔｌｅｍａｎ微笑跟天楊打招呼，「天楊，你上次要的張國榮的專輯我帶來了，就放在你桌上。」

「謝謝。」天楊開心地笑著，然後轉向我，「張宇良人真好，是吧？」

「離他遠點。」我說，「他不是什麼好東西。」

「你這個人總是這樣，」她認真的樣子很可愛，「你就是太自信了，江東。」

我沒答話。她愛怎麼說就怎麼說吧，我可懶得再惹她。她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對她的同桌說：「莉莉，一會歷史課的時候，你可不可以——」那女生一抬頭看見了我，「可以可以，有什麼不可以的。」說著她就把她的書本抱起來，往我的課桌邊走來。在這裏我得解釋一句，上高中的時候我們班有條「不成文法」，在非班主任老師的課上，座位是可以換的。尤其是像歷史、地理、音樂等好脾氣任課老師的課上，你可以看得到壯觀的「大遷徙」。如果你夠無聊，在這「遷徙」中便可洞察無數奧妙。比方說哪個男生最近正在追哪個女生，他就極有可能在一節生物課上坐到她旁邊去，另一方面，這種非正式的座位變更往往是某對新情侶將戀愛的事實昭告全班的方式。我和天楊就是這樣。去年，某節歷史課上我坐到了她旁邊，整整四十五分鐘我們接收到各種各樣的眼神，主要是因為我們之前的保密工作做得不是一般的好。下課起立老師再見以後教室一片嘩然。再比如你很容易地看到某節政治課上兩個平時的好朋友坐在一起。女生居多，那多半是因為其中的一個遇到了感情挫折，等不及放學就來傾訴。當然這傾訴與安慰多半用紙和筆進行——我們是ＮＯ．１的重點中學，課堂秩序還是要維持的。

歷史老師走上講台，「不用『起立』了。你們專心一點，上課的時候少換點座位就比什麼都強。」大家鬨笑。這時候，天楊的左手在桌子下面握住了我的右手，她的手指和我的手指纏繞在一起，我有點不安。我已經聽見後排有人竊笑了，可是她像沒事一樣，用剩下的一隻手托著腮作認真思考狀，眼光緊隨著歷史老師的板書。她專心的時候眼睛發亮——我估計歷史老師已經感動死了，尤其是在一節課過半，教室裡越來越亂的時候。風颳了過來，玻璃上滾過一種沉悶的聲音。

「各位，」歷史老師放下了粉筆，「看看窗戶外面。」

窗戶外面一片黃沙。那些柳樹在塵埃中被撕扯著，我們只看到些狂放的輪廓。歷史老師說：「看看，好好看看，你們想不想離開這個鬼地方？想不想到外面去上大學？想不想知道沒有沙塵暴的春天是什麼樣的？要是想，就認真一點兒聽課。你們，你們是最好的學校的學生，對你們來說離開這兒不是空想，我看這個城市裏也只有你們有這個運氣。你們不要不珍惜，九月份就要升高三了……」大家又是笑。我聽見周雷那個白癡笑得最響。

然後，我醒了。溫哥華時間上午七點。

我夢見了我的高中。某個異常清晰的片斷。我相信高中三年的某一天中這個片斷一定分毫不差地上演過。手指上還殘存著天楊手掌的溫度和觸覺。窗外天很藍，是清晨獨有的脆弱的陽光。

天楊。我最近總是夢見她。因為從高中畢業後就沒再見面的關係，在我的夢裏她永遠是一副高中生的模樣。我不知道她現在在什麼地方，在做什麼，我甚至在從某個有她的夢裏清醒時會突然想：要是有一天，我和她突然在街上相遇，我能不能馬上認出她？

我很艱難地爬起來，沒吵醒安妮。淋浴，早餐，然後輕輕走出去搭電梯，下到地下停車場。我的二手ＴＯＹＯＴＡ像情人一樣在曖昧的燈光裡看著我。我總覺得在地下停車場裡，汽車們聚集在一起，你會發現其實這些車都是有生命的，每一輛都有不同的表情。就像我們高中時的自行車棚一樣。不過那時候，自行車棚還有另外的用途，我和天楊曾經在自行車棚的最深處第一次接吻。那回我們一不小心弄倒了整整一排自行車，它們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和諧有序地傾倒，金屬撞擊的聲音美妙絕倫——引起守門老爺爺的一聲怒吼。

我發動了我的車，它和我一樣沒睡夠。我把廣播打開，調到華文電台，居然是紀念張國榮逝世一周年的特輯。都是些跟我歲數差不多的歌。

「愛情它是個難題，讓人目眩神迷，忘了痛或許可以忘了你卻太不容易。你不曾真的離去，你始終在我心裏……」

老實說，我還根本沒習慣張國榮死了這個事實，但是已經一年過去了。我並不十分喜歡張國榮，但是天楊喜歡，或者說迷戀。高二時候我們四個人：我、天楊、肖強、方可寒，我們天天窩在肖強開的那家小音像店裏看片。因為天楊的關係，《霸王別姬》我們少說也看過十遍。第一次看《霸王別姬》，程蝶衣自刎時掉眼淚的居然是肖強這個爺們兒，我都不好意思嘲笑他。天楊滿足地嘆了口氣，「這就對了。」我問她什麼叫「這就對了」，她答非所問地說：「《活著》裏面的葛優和鞏俐就是都該活著，但程蝶衣不行。」至今我也沒能明白這句話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