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大妹的兒子王老五是贛東北省工會常委，他在前往弋陽樂河組織船幫工會時被敵人逮捕。在弋陽縣城對面的河灘上，敵人先用禾斛蓋住他的身體，用煙熏，接著用馬刀活活將他分屍四塊，剖開胸膛，掏出心肝肺丟到河裏，砍下頭顱懸掛在城門示眾。

王老五慘死的消息傳遍根據地，聞者無不憤怒。徐大妹當時在省工會當保管員。方誌敏派人將她接到蘇區首府葛源，安慰她，問她有什麼要求？

「我只有一個要求，派我回弋陽工作。」徐大妹是位堅強的母親，復仇的怒火已經燒幹了她的眼淚。

「你是樂平人，對弋陽人地兩生，去那裏能做什麼？」方誌敏拿出六十元錢，勸道：「你還是回老家去吧。」

「不！」徐大妹堅持道：「我兒子是在弋陽犧牲的，我要到那裏去，殺不了敵人，咬他們一口也是好的！」

方誌敏堅決不同意：「那裏沒有建立黨的支部，沒有蘇維埃，你去很危險。」

徐大妹根本不聽勸，轉身就往外闖。方誌敏急了，狠狠地一掌拍在桌子上，大聲吼道：「你以為我不想報仇嗎？我的弟弟方誌慧，我的叔伯方高顯，我的堂兄方遠輝、方遠傑都是在弋陽犧牲的，我做夢都想為他們報仇。但是，我們是革命者，不能憑血氣行事，要講策略，守紀律。根據地剛剛失去了一位英雄的兒子，不能再失去你這位英雄的母親！」

方誌敏講到激動時，熱淚盈眶。徐大妹也掉下了眼淚，不再提去弋陽的事，而是要求繼續留在紅軍隊伍裡工作。後來，她擔任了省蘇維埃政府副主席。中央幾次來電調徐大妹到中央蘇區去，方誌敏堅決不同意，原因是從閩北到中央蘇區有八十餘裡封鎖線要通過，徐大妹是個小腳，行動不便，方誌敏怕她被敵人擒獲。

第三次拍案而起是在「肅反」中。為救出無辜同志，方誌敏仗義直言，結果被關禁閉，險遭殺身之禍。

方誌敏發火動怒從不為個人或家庭，即使是親人蒙冤受屈、遭受不公正待遇，他也從不多言，相信組織上能夠妥善處理。做他的親戚，好處沾不到零星半點，但吃苦受累總是首當其衝。對此，他的堂弟方誌純體會最深。

一次，中央下令紅十軍開赴中央蘇區參加第四次反「圍剿」鬥爭。紅十軍絕大多數指戰員，都是閩浙贛的工人、農民，故土難捨，不大願意離開家鄉。方誌敏找到擔任師長的方誌純：「紅十軍奉調到中央蘇區去，有的同志想不通，不想去。這種情緒不好，要服從中央的命令。你是贛東北的『老人』，是領導幹部，又是我的弟弟，你要帶頭去。」

方誌純接受命令，與邵式平一起帶領紅十軍來到瑞金，調任紅十軍三十一師政委。在中央蘇區期間，方誌純因講實話被戴上三頂帽子：「懷疑中央」、「散佈悲觀論調」、「不顧群眾死活」，後來又步步升級，被關押受審。政治保衛局將他吊打三天，逼他承認是國民黨「ＡＢ」團。第三天晚上，審訊人員來問：「你還有什麼話要說？」方誌純知道，這大概是最後的時候了，他說：「你們願意殺就殺，我無法攔住你們。我決不是『ＡＢ』團，我不是反革命！我有一個要求，請替我發兩個電報，一個給項英同志，一個給方誌敏同志，向他們報告一下。」第四天早晨，保衛局的人將方誌純從樑上放下來，和顏悅色地說：「對不起，你受委屈了，吃早飯去吧！」方誌純一打聽，原來項英接到電報後，立即複電，說方誌純是個好同志，他願以生命作保！

自始至終，方誌敏未插手弟弟的案件。

然而，對於素昧平生的黨內同志，只有他們含冤銜屈，他總是第一個站出來說話，無論對手是誰，無論形勢何等險惡。

曾洪易，被閩浙贛蘇區軍民稱之為「災星」。1931年7月，他作為「中央代表」來到蘇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剝奪方誌敏對黨和軍隊的領導權，然後開始了大規模的「肅反」運動，把尖頭對準了黨內以吳先民為代表的「反對派」。

人們都怕「曾代表」談話，凡是談過話的人輕則撤職查辦，重則公審槍斃。背地裏，大家都稱曾洪易為「曾閻王」。眼看一個個熟悉的幹部以各種名義被誅殺，眼看黨內、軍隊內和政權機關人心惶惶，方誌敏無法保持沉默。

他在省委會議上，面對權傾一時的「欽差大臣」，提出質問：「閩浙贛黨內是壞人多還是好人多？如果是壞人多，根據地和紅軍怎麼能夠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如何說是好人多，這樣不分青紅皂白地懷疑一切，是否有問題？」

曾洪易咄咄逼人：「在你方誌敏的眼裏，根據地就沒有壞人了？」

「有，但是沒有你想像的那麼多！」

會後，在曾洪易的授意下，**贛東北省委發出《關於「肅反」勝利中的經驗教訓》，殺氣騰騰地發出最後警告：「如果還有誰對吳先民的反革命表示懷疑，這不僅是簡單的思想上、客觀上幫助了反革命的錯誤，而且他的本身事實上就是自覺的反革命！」

曾洪易劃下道來：誰幫吳先民說話，誰就是反革命！

大多數幹部都沉默了，但有兩人挺身而出，激烈地爭辯，他們的聲音吸引住全體軍民的注意力。

這兩人就是省蘇維埃主席方誌敏和省軍委主席邵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