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7月，國民黨集結二三十個團對洪湖蘇區發起第三次「圍剿」。適於此時，長江發生全流域百年未遇的大水災，整個蘇區變成了一片水鄉澤國，蘇區群眾有近百萬群眾流離失所，紅軍給養十分困難。湘鄂西軍委主席團開會討論南下與北上兩個方案。

段德昌主張北上，他的理由是：紅九師南下過江，必須攻克並鞏固調關和焦山河兩個渡江據點，否則遇到敵軍壓迫，就無法返回江北，只有走紅三軍的老路，向湘鄂邊轉移，蘇區將再次出現兵力空虛的現象。如果紅九師向北挺進，攻打荊門沙洋之敵，渡襄河佔天門，一則可以開闢襄北蘇區，解決給養問題，二則可以就近向鄂北靠攏，爭取將紅三軍接回洪湖。

夏曦聞言大喜，親自找段德昌談話：「省軍委同意你的建議，立即整頓隊伍向襄北進發，一邊開闢新區，一邊打聽紅三軍的消息，一定要將他們接回洪湖。」

8月2日，湘鄂西省革命軍事委員會通過《關於九師最近行動的決議》，決定留紅二十五團鞏固後方，派紅二十六團向潛江、天門等襄北地區發展。3日，**湘鄂西臨時省委和軍委召開聯席會議，考慮到紅九師北上很可能與紅三軍取得聯繫，遂作出補充決定：「在能與三軍取得聯繫時，則須與之取得聯繫，但這是次要任務。為要執行這一任務，派萬濤隨軍出發，領導九師行動，責成萬濤轉變三軍政治路線，接任三軍政委。」

經過短暫休整，8月10日，段德昌、萬濤帶領九師二十六團和教導營北進，協助紅二十五團佔領潛江，然後趁夜襲擊沙洋鎮，消滅敵新編第三旅第二團和旅部特務營，擊斃敵旅長徐德佐以下大批官兵。至此，主要擔任襄北「剿匪」任務的國民黨新三旅全部被殲。

沙洋戰鬥後，段德昌用繳獲的精良裝備組建了第二十七團。接著，向荊門挺進。同時派出多股偵察分隊，遠伸至鄂西北一帶，希望能夠傳遞接應信息。

他的苦心終於被賀龍獲悉。

9月中旬，紅三軍在房縣青峰鎮召開前委擴大會議。三軍將領聽說段德昌率部沿襄河北上，前來接應他們，高興地嗷嗷直叫，要求南下會師。

鄧中夏思想上轉不過彎來，問：「如果紅九師接不到，新開闢的均（縣）房（縣）蘇區又失陷了，怎麼辦？誰負這個責？」

「我負這個責。」賀龍對鄧中夏頂著中央的命令不辦早就有意見，說話也硬：「堅決去碰紅九師，在劉猴集碰不到，就去沙洋。再找不到，就去潛江。實在找不到，均房蘇區又失陷了，我們再恢復也不遲。」

在賀龍與鄧中夏爭論時，戰士們按捺不住，動手在牆上寫標語：「長鬍子要上山，短鬍子要下湖。我們跟短鬍子走。」

鄧中夏、賀龍都留鬍鬚。鄧中夏一髯長須，垂至胸部；賀龍短須濃密，煞是漂亮。鄧中夏走出指揮部，看到標語，知道軍心所向，不再說什麼。

9月28日，紅三軍七、八兩師與紅九師會合於荊門劉猴集（現屬宜城）。次日，部隊召開團長以上擴大會議，通過了《關於反對鄧中夏同志錯誤領導的決議》。

在會上，鄧中夏對段德昌說：「洪湖蘇區被摧殘，紅二軍團被削弱，都應由我負責。」他在隨後給中央的報告中滿懷愧疚地寫道：「對於湘鄂西蘇區，特別是對二軍團政治領導的錯誤，無疑應由我負主要責任……我希望黨給我以深刻的糾正和教育。黨按照我所犯錯誤的程度，給我任何處罰（除開除黨籍外）我都能接受。」不久，鄧中夏便離開部隊，返回上海，兩年後被國民黨逮捕，遇害於南京雨花台，終年三十九歲。

對於鄧中夏，賀龍作過一段客觀的評價：「中夏很有學問，為人正派，不打擊別人，能照顧團結。我和中夏爭論很多，可是和他這個政治委員相處，同志關係還是好的。」

會師後，紅九師歸還三軍建制。10月上旬，紅三軍返回潛江。

在一個多月時間內，段德昌、萬濤順利完成了開闢新區和接應主力兩大任務，迎接他們的應當是鮮花和笑容。但是，他們得到的犒賞卻是處分。

問題出在江南失守上。

原來，紅九師進擊鄂北期間，江南蘇區在國民黨優勢兵力圍攻下，除石首七區外，幾乎全部失守。這在敵強我弱和洪水滔天的情況下，本來是難於避免的，即使紅九師不出鄂北，甚至紅三軍主力留守江南，失陷也是必然的結果。對於這一點，夏曦在8月18日給中央的報告中，說得很清楚：「九師原來渡江右，因水勢增長，而且作戰沒有把握（過江右只能勝利，敗則無退路，水勢更漲，更加危險），因此中止過江。」可是，當中央嚴厲追問「江南失守，原因何在」時，他沒有表現出政治家的勇氣承擔責任，說明真相，而是諉過於段德昌、萬濤。

他親自起草報告，痛心疾首地怒斥紅九師，並且還把遵照他的命令南下的紅三軍也捎帶了一筆：

中央：

江南蘇區的丟失，我很痛心。在接到中央指示之前，我們已經查明原由。經過是這樣的，在第九師克潛江後，不經中央分局批準，便突然改變了軍事計劃，而冒進地脫離了蘇區，北上攻荊門，又至劉猴集與七、八兩師會師。這樣一來，洪湖已無兵可守，便使得長江南岸的蘇維埃政權，除石首縣第七區外，全被摧殘。……而紅三軍此次南下，將軍師政治部及教導團統留房縣，這完全證明，紅三軍的領導同志還沒有決心鞏固蘇維埃政權，是脫離蘇區、不要後方、不要群眾的反國際路線的立三路線實質的具體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