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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後的上海空前地繁榮，空前地混亂，空前地動蕩，空前地淒美。

劫後餘生的美國大兵們從昆明、從沖繩、從關島一批批地湧到上海來，他們犒慰自己的最好辦法就是尋找愛情。異鄉風味和戰爭經歷給他們塗上了浪漫的色彩和陽剛的意味，使他們成為斯文柔弱的上海男人最強有力的競爭對手，毫不費力地俘獲了上海姑娘的心。

幾乎每天都有新的愛情故事上演，而其中大半是悲劇。嬰兒一批批地被生下來，這是世界和平的國際產物，是軍民友好的副產品。他們的國籍問題後來成了亙久為難的一個疑點。但是在當時，狂歡的二戰勝利浪潮裡，年輕的心照例是想不到這些現實煩惱的。勝利的喜悅是催情劑，離亂的哀愁是生春藥，三個月，或者五個月，萍水聚散，**歡情，上海大美電台裡專門租著一個頻道用來播放美國流行歌曲，而機場和海港天天上演著生離死別的劇目。美國大兵和上海姑娘當街擁吻成為常設街景，連圍觀都引不起來的。

每天都有捨不得走的人不得不走。

每天都有想走的人被迫留下。

每天都有人為了走或者留而煩惱，而哭泣。

黃裳也不例外。

出國的事是早已經定下來，可是她總找著各種各樣的借口拖延著。雖然手續一直在辦，卻總是不大上心，也總是不肯相信，真的就這樣與卓文告別了。一夜夜，夢魂無據，飛渡千裡，可是山長水遠，她望不見卓文，找不到卓文。一張張匯款單長了翅膀飛向酆都，卻換不回片言隻字。而今，她要走了，自己也成了流浪之身，負債纍纍。她再也沒有能力接濟他，可是，又怎能放心就這樣離開？

直到有一日，在電影院，散場時，她隨著人流往外走，忽然有人碰了她的肩一下，扭轉頭，是個戴著黑色鴨舌帽的男人，態度很謹慎，可是眼中沒有惡意，迅速地塞她一張字條，說：「蔡先生要我交給你。」

她一愣，那人已經消失在人群中。事後很久她才想起，那大概就是她從黃家風手中救出的兩個抗日分子之一，可是分不清是胡強或者裴毅中的哪一位。應該是胡強吧，因為學生腔的裴毅估計沒有那麼快的身手。

她一直走齣電影院很久才敢打開那字條，匆草的，只有幾行字。首先觸入眼簾的，不是內容，而是字體，熟悉得令人心痛。

「我走了，不必打聽我的下落，也不需要再給我寄錢。大概沒有機會再見面，但我說的每句話，都做數。」

沒有署名。

但她當然知道他是誰，也知道他說的什麼。如此隱晦，該是因為害怕出意外，遺人以柄吧？他仍然這樣地替她著想。

她站在路邊的燈柱下哭了。

路邊的桂花被吹落了，落在雨中，卻仍然散發著依依的芬芳。

又是雨季。

她知道再也不會見他，這張字條，便是他們的最後一次接觸。是訣別了。

她忽然想起去年，在鬼城，卓文看到蝙蝠飛出望鄉樓，曾嘆息說：「有個故事，說蝙蝠非禽非獸，立場不穩，結果在禽獸大戰中，兩邊不討好，最後不得不躲起來，晝伏夜出，惶惶不可終日。我如今，也就好比是一隻蝙蝠，裏外不是人。日本人、汪精衛、國民黨、**，不論誰得了勢，都不會放過我。我的逃難生涯，也不知什麼時候才能結束，我也不知什麼時候才能重新見得到光。」

每每想起他說這些話時臉上那種落寞無奈的憂戚，她的心就一陣陣地疼。然而她自己的處境，又何嘗不是一樣？她這短短的一生是矛盾的，也是曖昧的，救過漢奸，也救過**，她不知道她在整個的社會革命中到底站在一個什麼立場上，歷史又會對她做出怎麼樣的評價。以前卓文尊稱汪精衛為汪先生她覺得不屑，可是看到報上說汪精衛在南京梅花山的墓被挖開，鞭屍謝眾，她又覺得驚心。倒並不關立場的事，她有的只是人性本身最原始的喜惡取向。至於政治，她是完全不懂得也不關心的，可是卻逃離不開，卷在政治的漩渦裡，糊裏糊塗地被左右了一生。

以前她一直拒絕政治的，時世再動亂，她也有本事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可是現在不行了，戰後比戰時更加熱鬧，逼著她瞪大眼豎起耳來關心時政，為了風吹草動而心驚肉跳。

不久前，國民政府又把她請去問了通話，還是關於蔡卓文的下落。方式雖然不同，審問內容卻同日本人如出一轍。她以不變應萬變，照舊一問三不知，抵死不承認。然而小報上已經開始有記者含沙射影地罵她「通日」，「腳踏兩隻船」。當年阮玲玉感慨「人言可畏」，現在她懂得了。雖然柯以安慰她一切總會水落石出，可是她已經深深厭倦，不想澄清什麼，也不想解釋什麼，而隻想遠離這一切。

可是，真說到走，她又有著千絲萬縷的不捨得。這是上海，是她與卓文相遇相識相親相愛的上海哦，怎忍心就這樣一揮手走了呢？而如今，她終於知道，就算留在上海，她也再見不到他。卓文大概已經先她一步離開中國了，他們空有一個來生的約會，然而今世，大概再也不會重逢。

她並不是沒有他不行，沒有了他，她一樣會活下去，可是她會活得不快樂，就好像扇子失去了風——扇子是生命，而風是扇子的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