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快就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多麼可笑，我的第一次"崩潰"也就是來"三聯"半年後的一次出差。2002年春節之前，我被打發到四川寫一樁冰毒案。

"出差"--一旦坐上飛機離開北京，很大程度意味著"隻可成功不許失敗"。後來我不止一次被問到"萬一"採訪不到怎麼辦，我不知該如何解釋我們的壓力正在於如何絞盡腦汁不讓這"萬一"發生。

南方冬天的陰冷潮濕讓我這個北方人極不適應，我一邊咒罵著小城賓館沒有暖氣的房間，一邊滿臉堆笑地與推說"敏感"絕不應承採訪的警方軟磨硬泡。直到星期五的中午，我還在掩飾自己的心煩意亂，照例做淑女狀和刑警大隊長周旋。這邊，李鴻谷的電話已催過來，告訴我合刊截稿日提前，必須周日一大早交稿。

我跑到路邊陰暗又煙霧繚繞的網吧裡，在又臟又粘的鍵盤上惡狠狠地敲出幾個字:"警告信"。將"我警告你，不要再逼我，否則我要起義了！"發給李鴻谷後，再衝出去，繼續與警方糾纏。也許是我眼神裡的絕望還是誓不罷休的糾纏精神打動了他們，最後一天晚上，終於有人坐在我的對面，踏踏實實地跟我講故事。

第二天，匆匆搭上回北京的飛機。到達時，天色已晚，我坐的那輛富康在機場高速路上出了小差錯，一頭撞向路邊護欄，萬幸的是，雖然車頭撞得稀爛，我和司機除了嚇得說不出話來，都沒受什麼傷。後來回想起車撞向護欄的那一瞬間，我竟不無惡意地想，如果我真出了事，李大人和主編大人第一個心疼的肯定不是我，而是那幾頁稿子。

連夜趕到辦公室，沒想到辦公室比平時還熱鬧，採訪偷渡事件的雷靜也剛從福建回來，都準備在此熬夜。以往的雷靜少言寡語，安靜得像個女孩，但那一晚，他顯得焦躁不安，不時站在窗前，一邊看遠方的天空一點點變白、三環路上的車由少增多，一邊喃喃自語:"不想活了！這樣的日子沒法過！"雷靜被逼要跳樓的段子也由此誕生。回武漢過了春節，任李鴻谷怎麼勸說，雷靜還是毅然拋下了我們，不肯再回京。

那時最怕李大人看到稿件後哀嘆:"沒材料啊！"經常覺得自己已經黔驢技窮搞到這點材料卻被他輕薄，頓時萬念俱灰恨不能立即上去和他拚命。但時間長了，也能慢慢體會李大人的一番苦心。在社會部的稿件上，主編大人也堅定地支持"李鴻谷路線"，我後來經常能發現這樣的改動:"×××感到很欣慰。"被主編改成:"×××（跟記者）說他感到很欣慰。"

在"三聯"幾年，收穫之一是培養了很多"線人"。但有時很內疚地發現自己很功利，經常一忙，便無暇與朋友聯絡寒暄；但如若採訪需要，即便十年沒聯絡，最終也能將人家挖出來。直到後來我經常騷擾的幾個線人，一接電話便一把將假笑撕下:"又什麼事，說吧！"時間長了，我也不再假模假式，電話一通便直奔主題。

我曾跟李大人說，我們的工作就像特工，經常被"空投"到一個與自己無任何關聯的地點，短短幾天之內完成任務。李大人冷冷打擊我:"你也太美化自己了！"不過後來真的有機會採訪一個身份類似"特工"的人，短短幾天"交手"，他半開玩笑地慨嘆:"你們完全可以做我這一行了！"

初到"三聯"，時常覺得這份工作是"高消耗"型的，不易久留。三年，頂多三年！我暗自給自己定下期限。一晃眼，已超過這個"大限"半年了，無數次想過放棄，但最終又留了下來一一或許就是那種永遠無法預料明天會出現在哪一個地方、和什麼樣的事件發生關聯、與什麼樣的人打交道的感覺讓我留下來的吧，這種奇妙的感覺的確令我迷戀！

忐忑著跨出國門

2002年4月，"國航"釜山發生空難。周二上班，李鴻谷或是苗煒試探著說了一句，"韓國那麼近，我們可以去一趟啊！"然後目光在社會部裡巡視一番，落到了惟一有護照、遊過新馬泰和日本的我身上:"李菁，你試一試，行的話，咱們就去一趟！"

我開始狂打電話。查號台查出使館電話，撥過去永遠是語音報讀"簽證須知"，好不容易有人接聽，卻說這類事情不知該找誰。又打了N個電話後，終於誤打誤撞地找到一個簽證官。當天簡短的英文面談之後，他讓我第二天再帶齊所有證件等簽證。

簽證搞定，興奮不過幾秒，便又立即陷入接踵而至的諸多細節：到那裡住在哪裡?上哪兒找翻譯?……實際上，等到我第二天中午從使館裡拿到簽證，我只有半天的時間便要啟程。絲毫找不出頭緒，只能拿著電話本一個一個打電話試運氣，但是輾轉找到的留學生都在漢城，我努力剋製自己的焦躁心情，繼續尋找一一我戲稱這樣的舉動為"撒下漫天大網"，不知哪條線上會有魚上鉤。

二三個小時後，有好消息傳來，終讓我心情稍些放鬆。姐姐幫我聯繫到釜山一家商社的會長柳富烈，只是在來中國談生意時由我姐姐為他做過英文翻譯，由此"不幸"而無端地要為一個他從不知道的中國雜誌服務。據說姐姐剛剛聯繫到柳會長時他還莫名其妙:"中國記者到釜山採訪，找我幹嗎?"後來才明白這算是私人之請。

周四一早，當我坐上了去韓國的飛機時，心裡滿是對未知世界的惶惑和恐懼，外帶不知如何完成任務的壓力。"三聯"的一貫作風是：任務派下來，到時只等著收活，該花的錢花到，至於怎麼申請簽證、到那邊吃住行的問題怎麼解決、如何展開採訪，則一概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