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拖著一身"鬥智鬥勇"後的疲憊從航天城出來，遠遠看見龐大的CCTV的電視轉播車，悻悻地想:"人家這才叫記錄歷史呢！"垂頭喪氣地回來，又忍不住和李大人理論，但李大人用他無庸置疑的口氣告訴我，我採訪到的那些諸如楊利偉戴尿不濕升空、早起來三兄弟喝紅酒的細節，其實有著同樣的份量。對此，我一直將信將疑。或許要等到20周年的回憶錄裡再做評斷吧。

如今，精明的上海人朱偉、典型的北京大爺苗煒，再加上中國的"肚臍眼"武漢來的李鴻谷，成了"三聯"的三個支點，精明粗疏，細緻散淡，軟硬兼施，倒也有趣。男人們喜歡從事件中看出宏大以顯示其對時代的把握和參透；而我，猶自喜歡大背景下小人物的命運，覺得悲天憫人才是最有力量的東西。

經常想，自己是個生性懶散的人，如果不是這份工作，我這輩子都不會寫這麼多字。之所以做了記者，一是我對一切新奇的事情都有興趣；二是喜歡和別人分享我的感覺。少年或學生時代，唐德剛、陳香梅、王贛駿或者何振梁，這些名字與我而言曾是另一個世界，但後來終有一天他們都成了我的採訪對象時，我由衷地感覺到那種叫做"奇妙"的快樂。"國航"空難、峇裡島爆炸、神舟五號升空、巴基斯坦人質事件--這些於我，成了刻錄我生命寬度和厚度的標尺。

我一直相信，生命就是一場經歷，擴大足下的界限，與擴大腦中的疆域一樣，都是一種快樂。"三聯"的三年，賜予我領略別樣風景的獨特機會。對此，飽受"女民工"之苦的我，卻永遠心存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