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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改革時期社會百態的經典作品:衰與榮(選載)》衰與榮・上卷・第十章(1)
他要做中國未來的政治家。沒有人真正了解他這一抱負。他也絕不暴露這一「野心」。那是很危險的。他也只有在最冷靜思考時,才正視自己這一深藏的心理。此刻,夜深人靜,全家人似乎都睡了。他獨坐燈下,面對著牆上並掛的中國地圖、世界地圖(他喜歡掛這兩幅圖),桌上的一大摞中國史書,一遝活頁紙,才真正進入自己潛在內心的角色,才從自己的坐姿中,從自己蹙眉思索的神情中,從自己深謀遠慮的目光中,感覺到自己作為一個政治家而有的胸懷氣勢。他伸出鋼筋般黑瘦有力的手緊緊一握,慢而有力地收回來,似乎扭轉了乾坤。《目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策略》——他在活頁紙上寫下這個大題目。他無論是考慮全國的事情,一個省的事情,一個縣的事情,一群人的事情,還是考慮自己一個人的事情,都必先寫下這個標題,才能展開思路。一個國家、政黨、集團,一個人(男人,女人,偉人,凡人,政治家,外交家,軍事家,做買賣的小販,談戀愛的年輕人……)不就要每時每刻研究自己的形勢、任務、策略嗎?誰不考慮自己的處境、要幹什麼、用什麼手段呢?他不過是更自覺更徹底而已。他現在要通盤分析一下自己的處境,制定完整的對策。每遇複雜情況,他就要這樣全面清理一下思想;就要翻看一些理論書、歷史書。特別是中國史書——他盯著桌上那一摞書——尤其能使他頭腦清醒。∑:總論——他在總標題下寫下第一個小標題。在具體分析之前,先要確定自己的出發點。他抽出《古文觀止》上冊慢慢翻動著。《鄒忌諷齊王納諫》,《唐雎不辱使命》,《李斯諫逐客書》,《孔子世家贊》,《屈原列傳》,他停了停,諸葛亮《前出師表》,《後出師表》,他又停了停。飄忽忽有什麼感想,屈原,諸葛亮,自己?他沒多想。這些文章此刻不對他思路。又抽過《古文觀止》下冊。一下翻到明代方孝孺的《深慮論》,頭一句話(那上面有自己劃過的紅鉛筆道)便吸引了他:「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他目光停留片刻。古人的政治辯證法觸動了他,思想開始活動。他又往前翻,宋代蘇洵的《心術》。「為將之道,當心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製利害,可以待敵。」這開頭一句便又觸動他。這篇文章,他過去讀過幾遍。他按照自己劃過紅筆道的字句往下讀,「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並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的「有理、有利、有節」的六字策略方針是不是從這兒脫化出來的呢?「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製百動。」知理、知勢、知節。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然後可以支大利大患。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製百動!——他在自己的「總論」下,寫下這三行字。自己現在的理、勢、節在哪兒呢?自己的小利小患、大利大患又都是什麼呢?一忍可以支百勇。忍字所含蓄的策略太豐富了。又有蘇軾的《刑賞忠厚之至論》。「有一善,從而賞之。」「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然後是《論范增》。「漢用陳平計,間疏楚君王。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先疑而後讒入。深刻。范增之類的賢能常常毀於一讒。政治是殘忍的。那麼別人讒自己呢?自己有哪些地方使得某些上層領導先已有疑了呢?或已有疑的基礎了呢?太露鋒芒?又蘇軾的《留侯論》。留侯,乃張良也。「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其志甚遠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敝,此子房教之也。」要「忍小忿而就大謀」。不可「才有餘而度量不足」。蘇軾的《賈誼論》更深刻。「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有才能並不難,能使用自己的才能卻是很難的。如何使用自己的才能,是更高的藝術。「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書中有註:賈誼,雒陽人,年二十餘,文帝召以為博士,一歲中至大中大夫。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帝於是疏之。出為長沙王太傅。後召對宣寶,拜為梁王太傅。因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帝雖納其言,而終不見用。卒以自傷哭泣而死,年三十三。這位洛陽書生,真可謂「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蘇軾論道:「夫君子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負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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