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回家？我不回家。我要找導演。電影廠裡我熟悉。我自己就能找著。直筒筒的樓道，她獃獃地、遲疑地往裏走。上邊，一個細長的長方形；下邊，也是一個細長的長方形；左邊牆是長方形；右邊牆也是長方形。一洞洞門緊閉著。四條長方形延伸到盡頭，對面，遠遠的是一個正方形。她一步步朝那正方形走過去，每次走到那兒就算到了頭。然後再上二層樓，三層樓。上下左右的長方形在變短，前面的正方形在變大。一個可怕的東西（不過是個大衣架）立在門口，它猙獰地晃動著，像條大章魚——銀幕上，一條巨大的章魚遮天蓋地迎面撲來，一條條蛇形腕足向她盤旋伸來。她恐懼了。她要轉身。她不能轉，她要當演員。林虹被剛進樓的鐘小魯叫住，他給她送煤油爐來了。不想吃食堂就自己做，樓裡的廚房只有兩個煤氣灶，很難擠上用——他笑著說。我先領你在廠裡各處轉轉，熟悉熟悉。攝影棚待會兒再去。去了也一時開拍不了呢，還要準備一陣。那個精神病——林虹擔心地看著那個叫胡芳芳的小姑娘怯疑疑的背影——不用管她。對精神病的過分關心只會給他們造成痛苦。他們有他們的思維方式，讓他們按他們的追求行動就是給他們幸福。就像讓咱們按咱們的方式自由行動一樣。不同思維方式的人不要互相干涉。要是精神病患者硬性干涉你，你受得了嗎？你干涉她也一樣，她也受不了。「你這算什麼哲學？不干涉可以，可不該捉弄人家啊。」林虹說。剛才那一幕實在太醜惡了。「我這是自由哲學。」鍾小魯搭訕地笑笑，把煤油爐放在桌子上。這是二層樓上林虹和卞潔瓊合住的房間，兩床，兩桌，兩椅。「鍾小魯。」走廊裡有人喊。「好，來了。」鍾小魯應聲出去，一會兒便呼嚕嚕領進一幫子扛著相機、閃光燈的人。「他們都是攝影記者。這位是《大眾電影》的，這位是《中外銀幕》的，這位是《電影晚報》的，這位是咱們廠的。我把他們聯繫來的，給你照相。」鍾小魯介紹完，又解釋地一笑，「我們總要為我們的明星宣揚一下。」林虹並不窘促，但稍感猝然。被這麼雪亮的燈光照著，被這麼多鏡頭注視著，這就是她現在也是今後的地位。她既感到興奮，又隱隱的厭惡。她生性不喜歡被人窺視，而現在，眾目睽睽，她的一切都將被公開展覽，這和在古陵農村的清寂生活反差太強烈了。耀眼的鎂光燈還在視網膜上殘留著暗紅的印象，剛剛拉上房門，樓道裡的大聲喧鬧又把鍾小魯引了過去。三個四川作者，一個年長，兩個年輕，合作改編一個電影劇本，因為一個細節上的爭論鬧得面紅耳赤。年輕的，三十來歲的一個叫智彬，二十多歲的一個叫肖建，兩人一條戰線，指著年長的：「你這純粹是小家子氣。女人氣。」年長的，五十來歲，叫曲哲夫，胖胖的戴個眼鏡。平時綿善溫和，敦厚長者，現在也漲紅了脖筋：「讓我執筆，我就是這樣寫。你們根本就不懂電影。」鍾小魯最善於勸架，他溫乎乎地說道：「又開內戰了，有意見不會從容點談？這麼熱的天，也不怕中暑？」又敦厚地笑笑，「老曲還沒吃飯吧？行了，智彬，肖建，你們先到外面涼快涼快，讓老曲吃飯吧。飯早打回來了吧？」「勸散是勸架的最好辦法，散了也便不吵了，不散再勸也沒用。」鍾小魯對跟著他一塊兒下樓的林虹解說著。「鍾小魯。」隨著後面很急很重的腳步聲，又有人在追著叫。鍾小魯停住，轉身招呼：「洪軍，今天就走？」他願意更多的人喊他，找他——在他陪伴林虹時。追上來的是位個子不高的軍人，二十七八歲的樣子。他滿身負重，前背後扛，一臉憤怒。我今天不走怎麼著？你們廠通知我，再不走，明天開始收住宿費，一天十塊。趕我走，給新來的作者騰房間。電影廠真不是東西，誆人來的時候，說得天花亂墜，又是信邀，又是電催，最後是人請。我放下小說來改劇本。改了第一稿，不行，又改第二稿，還不行，還要我改。我想了想，已經耗三個月了，不要前功盡棄，又改第三稿。導演還是通不過。我為它花了四個月時間了，總不能丟掉吧，行，咬咬牙再改。可改來改去，導演也不來了，找都找不見了。他又去外地抓別的本子了。一個導演手裏同時抓四五個本子。我們這些小作者任他們扒拉，任他們涮。我出來六個月，什麼也沒搞成，回去怎麼交待？連老婆都沒臉見。她左一封信祝我成功，右一封信相信我成功，見了面我說什麼？我本想另寫一個本子，無論如何搞成一個再回部隊。可這兒攆開我了，真他媽無情無義。（讓他馬上走，廠裡通知的？看著招待所的小服務員，他愣了。你總不能老住在我們這兒啊，我們這裏是專為改劇本的作者留的房間。他難道不是被請來改劇本的嗎？誰讓你們通知的？這你就不用問了，你自己不自覺，廠領導又不好當面和你說，隻好我們說了。他立在那兒，嘴唇都氣麻了。一輩子沒受過這種侮辱。……）「你別在意這些。電影廠亂鬨哄的，處理事情難免不周到。」鍾小魯息事寧人地笑笑，「你現在去哪兒，機場？廠裡派車了嗎？讓你在辦公樓門口等？我送你過去，來，我幫你提兩件。林虹，咱們先送送洪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