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面了，握手了。人有些胖腫，戴著眼鏡，眼珠凸起，腮幫子很大，很健談，滔滔不絕，好像說話就是他的職業。房子挨著公共廁所，難免有些隱隱烘臭，床上一個老婦低頭做著針線，想必是他妻子。我上午去附近一個中學做了場報告，順便回家來。他說明道，平常他很難回家。你要聽聽我對譚秀妮事情的看法？「是。」黃平平點點頭。眼前這位莊韜是經常接受記者採訪的，所以她的身份並未引起他特別的重視，可他對接受採訪還是有熱情的。「莊校長，聽譚秀妮講，您前天還和她談過。」是嗎，她怎麼說的？……我是搞教育的，應該關心她。我坐過十幾年監獄，對罪犯和罪犯家屬的心理又作過研究，說起話來可能更容易打動他們吧。他講開了，很謙虛，又顯得很自信，嘴唇翻得很厲害，露著大舌頭。譚秀妮是不是典型？是，很有意義的典型。全國有多少罪犯？幾十萬，一百萬？這個問題大不大，複雜不複雜？複雜。現代社會的犯罪在各國都是大問題。可說複雜又不複雜，一個譚秀妮能改造一個罪犯，如果一萬個、十萬個、百萬個譚秀妮呢？一個很複雜的社會問題就解決了。我們一定要樹立譚秀妮這樣的典型。可現在典型遇到了問題，她要離婚了，半途而廢了，夭折了，該怎麼辦？點煙，抽煙，顯出一點炫耀和自負來。我們的許多幹部——區裡就來了不止一個人嘛——就知道保典型，就知道講大道理，什麼珍惜榮譽了，不要辜負人民的期望了，有什麼用？他們不懂得做人的工作，首先要理解人，要設身處地替她著想，說半天空對空的道理有什麼用？「那您是怎麼談的呢？」黃平平感興趣地露著微笑，心裏完全是另一個態度。我前天去了，進門先看了看屋裏，床上的老人孩子，停了一會兒沒說話，然後，感嘆了一句：秀妮，你日子挺難啊。就這一句，她眼睛濕了。我和她，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間一下縮短了距離。和任何人談話，開頭一句很重要。頭是開好了，可縮短距離並不等於消除距離。我坐下了，又接著說：你現在不要聽他們說三道四的，該怎麼安排今後的生活自己拿主意。日子是你自己過，又不是他們替你過，只有自己才知道是怎麼回事。這麼一說，她和我更靠近了，覺著我真正為她著想。這從她表情就看出來了。她看了看我，低下頭，半晌說了一句：莊校長，您說我該怎辦？我一聽就知道：她也正矛盾呢。我不著急，想了想，說：我不能替你下這個決心，不過我可以幫你分析一下幾種前途。我對譚秀妮還是那個原則：從為她考慮的角度出發。你一離開這個角度，她馬上會對你有戒心的。當然我有我的立場，教育者應該比被教育者站得高一些，但另一方面又要站在她的立場上考慮問題，而且一定要讓她這樣覺得。這是辯證的統一吧。一種前途，我對她講，你不離婚，這樣拖著一老一小，背著債，熬上十八年，一直等樂天明刑滿出獄，這期間的苦我不說你也知道。要是樂天明出獄後再不改邪歸正，你這輩子就算完了。我一說完，譚秀妮就低著頭咬住下嘴唇了。這種前途她是早考慮過的，只是別人都不和她講明。這明擺的事，你不講，再說多少好話，有什麼說服力？不是騙人嗎？第二種前途，我說，離了婚，甩掉那些債務，找一個老實的男人成個新家，另過生活。可能好些。當然，能不能找下合適的也很難說。孩子長大會怎麼樣也很難估計。另外，你在精神上也要準備承擔幾方面的壓力：一個，傳統道德輿論對你的攻擊，不過，你可以不理睬它；一個，領導和廣大群眾對你的失望，因為他們過去都被你的事跡感動過，你不是收到過一千多封群眾來信嗎？那會對你有些壓力吧？還有一個，你對樂天明、對孩子多少會有一些自疚吧？我講完了，她的頭垂得更低了，手慢慢捏著衣襟。我心裏明白，這又說中了她。我對我的工作已有了十成把握了。那第三種呢？過了好一會兒，譚秀妮低聲問道。她問，我才說，我等著她問。這也是做思想工作的藝術。你想說的真正結論，一定要等到足夠的火候才說出來。要不對方會有一種強加給他的感覺和抵觸心理。第三種，我說，是這樣的：你下決心繼續幫助改造樂天明，他痛下決心，悔過自新，努力接受改造，在這種情況下，我相信他一定會減刑的，減成十年八年甚至更短些，都是有可能的。特別是為了感召整個社會向你這個典型學習，會這樣的。另外，政府一定會考慮到你的生活困難，譬如會想辦法給你安排正式工作，我就可以幫你向市、區領導呼籲。這樣，經過一段坎坷，你和樂天明各自戰勝了自己，再重新團圓時一定會非常恩愛的，你這輩子也真正為社會做了件了不起的事。這種可能性大嗎？過了好一會兒，譚秀妮問。我這時更不著急了，停頓了一下，才說：可能性有，當然不是百分之百。可是多努力爭取一分，可能性就多一分，如果你盡全力，大家也都來幫助，這種可能性就會很大了。她不說話了。我也不再多說了，我知道我的工作成功了。「那您認為她不會離婚了？」「是。」「可這難道是她最好的選擇嗎？」「這應該從整個社會的需要來看，社會需要她這樣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