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生氣了？郟昂慢慢鬆開了手。我不喜歡不尊重女人的男人，不習慣和他們在一塊兒。她平靜地拿起挎包往外走。好了，不開玩笑了，等等，我送你。郟昂忙拿起頭盔追到院子裡，推起了摩托：坐吧，黃小姐。她斜睨著看了看他，淡淡一笑走了過來。摩托發動了，她抱著他的腰也坐好了。平平，你真有手段。我白白為你效勞無數次了，可還上當。你可以不效勞不上當嘛。她笑著。可我是傻瓜，心甘情願上當受騙，你去哪兒找我這樣的好傻瓜。遍地都是傻瓜——你們男人都是傻瓜。摩托突突突開動了，還沒出院門又停了。黃小姐，我今兒想效勞也輪不上了，你的「拉菲克」來接你了。一輛小汽車馳進院子停下，從裡面鑽出個形象敦厚的男子，三十多歲，戴著黑框眼鏡，手中還拿著一束鮮花。台灣同胞春節聯歡會上，他被人介紹著來到她身邊。她站起來，大方地伸出手：我正想採訪您呢。兩人握手了，他的手和他整個人一樣，客氣的、和善的，手厚大幹燥，熱情友好，但又握得鬆鬆的，很禮貌。自己的手在他手中可以隨意停留、抽走或在裡面恣肆活動，就像她本人到了一個寬厚的環境中，揮著手任意歌唱，跑動。她變成一條不怕旱的小鯉魚，鑽進一個大鴨絨被裡，盡情地遊來遊去。在其他男人那裡，她從未有過如此舒服的感覺，有的男人的手強悍有力，讓她感到容易受傷；有的握得太緊，含有**，她在一瞬間就有了不能隨意抽動的受限制感；有的手小，讓她感到不寬厚；有的手潮熱，她不願受男人汗的「玷汙」；有的手太隨便，讓她感到不莊重；有的手又太灑脫，一握便撂，毫無親切感……這一握手使她永遠記住了他。翁伯雲，三十四歲，原籍台灣，從小入美國籍，建築學博士，1981年回國，在清華大學任教授，未婚。從此，他就經常打電話給她或請她吃飯，或請她去公園遊玩，大多數情況隻問問好，每次見面必送一束鮮花。她認識的男人中，他第一個關心詢問她的生日，那天他坐小轎車來了，一個花籃，一個生日大蛋糕，他兩手提著站在她面前，敦厚善良地微笑著。「真熱。」她一上車就說。「噢，請司機開開冷氣。」翁伯雲對前面很客氣地說。「沒想到你來，也不事先打個電話。」她不滿地嗔道。「我打了，你不在辦公室。」翁伯雲解釋道。「這是去哪兒啊？」「上午，政協禮堂有個舞會，我想請你去，我剛從那裡過來。」「你不知道我有事？也不徵求一下我的意見。」越發不滿了。「現在不是在徵求嗎？」溫和敦厚地笑著，永遠不急不惱。「徵求什麼，車都坐上了。」「你要有事就辦事去吧，我送你。」黃平平瞟了他一眼，禁不住撲哧笑了：「那我偏不去辦事了，去參加舞會。」「那太好了。」「舞會上女人們都喜歡穿什麼顏色的衣服？」「我沒有研究。……好像白裙子多一些吧。」「怎麼這樣粗心大意，不注意觀察？」「因為……我不是記者呀。」他說完這話不由得笑了，然後搔了搔頭，「除了黑色沒有，其他顏色都有。」「正好順路，送我回家一趟，換換衣服。我這一身邋遢，能跳舞嗎？」停車，進家，出來，上車，換了一身黑，黑的短袖彈力衫，黑的斜白道的裙子。「獨特嗎？」她很舒服地在座椅上顛了顛。「獨特。」「你怎麼事事隨著我？」「我沒有必要不隨著你。」她開心地笑了：「就會隨聲附和。文不死諫，那你是忠臣還是奸臣啊？」「當然是忠臣。」她格格格地大笑，用力沖他大腿捶了兩下。「好了，不說廢話了，我給你講講這幾天的事吧。」好一會兒，她笑夠了，抖了抖頭髮，認真說道。「講吧。」「這麼冷淡？」「沒有冷淡，我很想聽。」她瞟他一眼，又撲哧一笑講開了。一個人事喧囂的世界。大樓，一個個辦公室，上級，同事，採訪對象，男人們的微笑，女人們的嫉妒。她小孩做遊戲一樣使用著各種聰明，搭著五顏六色的積木。她快樂，別人也跟著快樂；她單純，別人也以為她單純；都是麻煩事，遇到她都不麻煩。她的小手從小就能把亂糟糟纏成一團的毛線理開。又有亂線團了，你們別弄，讓我來吧。她會嚷著跑過去，從母親或祁阿姨那裡奪過線團在小板凳上靜靜地坐下，左右看看，上下看看，這麼一理，那麼一順，噝噝噝地把一根長線無盡頭地抻了出來，抻得暢快極了。她現在更靈了，理人際關係。一個關係一條線，一堆關係一堆線，無數關係無數線，人人被困得喘不過氣來，她卻在裡面理來順去，源源不斷地抻出自己的長線來，悠悠地，得意得很。哪兒矛盾多，人際關係複雜，哪兒就是她如魚得水的地方。翁伯雲含笑聽著，欣賞她的聰明，像欣賞最精彩的藝術，欣賞兒童出眾的智慧。常常會快活地笑起來：是嗎？真有辦法。你從哪兒學來這些聰明？讚嘆不已。隔幾天不這樣向他講一堆囉囉嗦嗦的生活流水帳，她就憋悶得慌，她在一切人面前裝樣子，惟有對他可以暢談。翁伯雲呢，隔幾天不聽她嗡嗡上一耳朵，也覺得少了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