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強暴他人，不如放棄自己。」……若想知道更多只有請教人。我們看著銅像身後的大教堂，這兒多半就是當年維多利亞修士的棲身之地。但教堂的門緊閉著，不是彌撒的時間。正打算去敲門時，教堂的巨大鐵門吱呀一響，幾個人漫步出來。我們趕快跑上去，似乎是一位神父出來送客。等他送走了客人，回身推門時，我們深施一禮，問道：「您能給我們講一點維多利亞修士的事情嗎？」他怔住了：「誰？你說的是誰？」我們指著雕像：「當然，就是他，FranciscodeVitoria，薩拉曼卡的維多利亞修士。」他聽懂了。他的嗓音尖銳：——「噢，你說他麽？他是很早以前的人了！」他不耐煩地轉身進去，大鐵門嘎然閉上了。我吃了一驚，這個傢夥，好像他對維多利亞修士懷有一股仇恨。突兀地，黑暗裏剩下我們和那座孤單的銅像。（3）——誰都說，現在這個時代，朋友愈來愈少了。可是我的朋友——只不過多是成了雕像的朋友，倒是多了起來。在這座不小心會說它沒意思的城市，還有一座雕像不能不提。它和我莫名地勾連，似乎是深交的密友。不知始自何時，或許是從讀過莫德在《托爾斯泰傳》裏寫的一段話後，我就萌生了一個念頭。這念頭經過了整整一個九十年代，都沒有變得淡薄。我在想像一個人，我對他抱著超出一般的敬意。他對我當時遭遇的問題是一個重大的參考，我一直企圖貼近他。這個人（也許我說的是他的雕像），就是聖芳濟各（SanFranciscodeAsis）。莫德的那段話，是在他深思熟慮之後、決定對托爾斯泰的思想行為進行知己的批評時寫出的。他遲疑著，反對了人類史上的一種流脈——雖然高尚但註定失敗的思想和行動。我讀得出他寫這一段時，有一種情感糾纏筆鋒的心境。話語斟酌到如此地步，顯露出他的艱澀選擇。莫德如是說：但是托爾斯泰犯了許多高尚的智者在他之前所犯的同樣的錯誤。他看出一件重大的罪惡，又憤怒又急躁，急切地接受了一種不適當的補救辦法∶但在試驗這個補救辦法時卻沒有成功而是失敗了。勸說人們離開人類生活的主流，而採取一條孤立的道路去拯救他們的靈魂這個辦法，一次又一次地被嘗試來糾正社會的弊端；但是除了普通人所走的普通道路以外，一切社會改革的道路都證明是死胡同。早期基督教公社是這樣，偉大的聖芳濟會運動是這樣，托爾斯泰運動也是這樣。不過，儘管莫德的忠告使我冥神苦想，但他給我更大的提示還是他列出的名單：早期的基督教公社，聖芳濟會運動，托爾斯泰運動。對聖芳濟各，他使用了「偉大的」一語。而那時，不知何故我正把聖芳濟各想像成天主教的蘇菲。他的清貧形象，他的褐衣麻索，他的禿落頭頂，都和我心醉的伊斯蘭神秘主義者不僅異曲同工，而且惟妙惟肖。當然我已學會留意事情的複雜性。誰知道在雕像的背面，沒有藏著針鋒相對的故事！有時我甚至暗想，我永遠不能對他們——發達列強的文化，達到精確的把握！也許我的異國隨筆，不過是我即時心境的記錄，以及我善意的願望而已。我怎能知道聖芳濟各會的暗部？就如同伊斯蘭學界，就算你啃完了一本弗萊徹的專著，你以為你就得到了火中之栗虎穴之子麽？……我不熟悉聖芳濟各的「偉大」的初期，更不清楚他的「失敗」，但是我喜歡他如同聖徒的遠影。維多利亞修士也一樣，畢竟他的原則是新帝國主義戰車無法逾越的障礙，如當路攔截的一座石敢當。人類就沿著這些人的腳印進步，畢竟第一步，是由他們邁出的。我每逢遇見合適的人，自然是基督教的信友，就朝他們打聽聖芳濟各。可是我那些朋友大都語焉不詳。我還喜歡路過教堂時，就試著和神父攀談。在聖塞巴斯蒂安，我們幾乎靠這樣的攀談，和一個巴斯克神父聊得兩相滿意。但這在中國不易：他們在和陌生人交談時，是敷衍的和警惕的。漸漸地，遙遠的聖芳濟各成了我心裏的一個情結。有時，電視裡出現了教堂或教士，別人正看情節呢，我卻突然大喊道：「看！聖·弗朗西斯科！……」因為我看見了繩子，那條教士腰上束著的、充當腰帶和標誌的繩子。一定是他們：白繩子，打著結，褐色長袍……還曾拜訪過一個叫「小兄弟」的修會。他們也穿褐袍，被稱為Capuchinos——這個詞正是北京流行的起泡咖啡的名字。神父自稱他們與聖芳濟各會類似，我卻覺得繩子系法似乎不同。那天也沒能暢談：教堂正有一個集會，滿街的白髮老夫老婦，人擁人擠，我們要拜見的神父穿梭其間——還能指望談什麼呢？我坐在小兄弟會教堂的台階上，消磨了一個冬日的下午。玻璃般的民主破裂了。曖昧的人道主義呢，大概被忘掉了。所有的人，不管怎麼標榜民主的人都不吱聲。一個新帝國，一個用原子彈武裝起來的新十字軍，正在指鹿為馬，脅迫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