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寫到，自己幼時蒙讀過《三字經》，早就接觸到「蔡文姬能辨琴」的故事，但並沒有想到六十多年後自己把蔡文姬戲劇化。他承認：「我不想否認，我寫這個劇本是把我自己的經驗化了在裏面。」他的《蔡文姬》「有一大半是真的。其中有不少關於我的感的東西，也有不少關於我的生活的東西。不說，想來讀者也一定會覺察到。在我的生活中，同蔡文姬有過類似的經歷，相近的感」。可以說，「蔡文姬就是我！——是照著我寫的」。（郭沫若：〈序〉，《蔡文姬》）或許，的確有種種類似的經歷、相近的感，但郭氏想表現的最重要的經歷和感，是蔡文姬興奮地對曹操歌功頌德：「我自從回到漢朝，經過長安來到鄴下，一路之上，我所看到的都是太平景象，真叫我興奮。我活了三十一年，這還是第一次看到的。曹丞相對我的這番心意，我是越來越能領會了。我該做些什麼事來報答他呢？」同時，為自己一直沉溺於個人悲歡中向曹操深深地懺悔說：「我隻沉淪於自己的悲哀，沒有餘暇顧及別人。我真是萬分有罪。」「我要控制我自己，要樂以天下，憂以天下。」蔡還感激曹操使自己擺脫了一己的悲痛，現在「我覺也能睡，飯也能吃了。我完全變成了一個新人」。這完完全全是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的語。對此，郭沫若仍唯恐讀者不察，所以如前所述，在《蔡文姬》的單行本序中，還要借曹操在準備起兵反董卓時曾和工人一起打刀一事，對「今天有些比較進步的知識分子」敲打一句：「我是特別重視這件事的。因為在一千七八百年前的知識分子就能夠重視體力勞動，實在是件了不起的事。請想想看吧，我們今天有些比較進步的知識分子，就在一年七八個月以前，不是都還在輕視體力勞動，看不起勞動人民嗎？」這「一年七八個月以前」，就是反「右」以前。

郭氏坦承，寫《蔡文姬》的目的就是要為曹操翻案，是為了表現「蔡文姬」們經過一番思想改造被曹操「拯救」成為「新人」：「從蔡文姬的一生可以看出曹操的偉大。她是曹操把她拯救了的。事實上被曹操拯救了的不止她一個人，而她可以作為一個典型。」（郭沫若：《談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

《蔡文姬》上演後，媒體上自然是好評如潮。不過，羅瑞卿大將的女兒羅點點回憶說，這齣戲先在中南海懷仁堂上演，她當時還不到十歲，當然無法理解劇，更無法理解對複雜歷史人物的評價，但她記得：「散戲之後，大家正在退場，一位將軍對他旁邊的人半開玩笑地大聲說：『曹操如果像郭老寫的這樣好，我就介紹他入黨。』當時康生也在場，我看到包括他在內的許多人都笑了。毫無疑問，當時那位將軍和他周圍的人都是非常『自己人』的，康生是非常權威的革命理論家。我不記得郭沫若先生當時是否在場，但這種玩笑中包含的*和不以為然，以及周圍人對這種玩笑心領神會的響應，卻留在我的印象裡，對我的判斷力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說來難以置信，我們這些小孩子竟然也會勢利地在這種玩笑中辨別出一個人在黨內的地位是否重要。」（羅點點：《紅色家庭檔案》，南海出版公司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