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家們有感於中國啟蒙的未完成，因此承繼維新以降的新思潮，在國家觀念的思考上繼續探索。***他們認為，個人主義是西方啟蒙思潮的主要內容之一，因此不僅把舊的「倫理」體系作為一種習俗觀念、行為規範等上層建築加以抨擊，而且作為一種阻礙社會展的傳統社會組織結構加以批判。

在把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作一比較後，他們認為西方社會是以個人為本位，而中國社會是以倫理為本位的。在這種傳統的社會結構中，任何個人都不是一種獨立的存在，而是存在於嚴密的「三綱五常」之中。近代中國社會的轉型就是要打破這種傳統社會結構，把人從這種依附性倫理關係中解放出來，成為獨立、平等的人。在人人平等，注重並保護個*利的條件下，只能建立契約型倫理關係。因為個人的權利是獨立、平等的，彼此不能依附，只能「契約」。可以說，個人獨立、平等是「契約」的基礎。由此，他們進一步明確提出，國家與個人的關係根本不應是依附性倫理關係，而應是一種契約關係。高一涵在《民約與邦本》、《國家非人生之歸宿論》等文章中反覆強調：「國家者，非人生之歸宿，乃求得歸宿之途徑也。人民、國家，有互相對立之資格。」這種新的國家觀破除了「皇權神聖」、「朕即國家」的神秘觀念，實際上批判了「國家神聖」的國家崇拜論。國家對於人民有權利，人民對於國家亦有權利；人民對於國家有義務，國家對於人民亦有義務。所以，陳獨秀在《愛國心與自覺心》中激動地說：「國家者，保障人民之權利，謀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務，其國也存之無所榮，亡之無所惜。」當國家違背人民意願時，人民亦有權要求國家必須按人民的利益行事。國家本身並不是目的，而是使個人的個性、創造力充分展，「充其本然之能」，各人「謀充各得其所」的手段。

啟蒙需要長期和平環境「潤物細無聲」般的浸透，但近代中國內憂外患不斷，啟蒙一次次中斷。梁啟超在1901年寫《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時就預感到啟蒙的命運，他擔憂在世界「帝國主義時代」，中國的「頑錮者流」會「墨守十八世紀以前之思想」，即主權在君、**的帝國主義「以與公理相抗衡」，即與「主權在民」的公理相抗衡。他憂心忡忡地寫道：「吾尤恐乎他日之所謂政治學者，耳食新說，不審地位，貿然以十九世紀末之思想為措治之極則，謂歐洲各國既行之而效矣，而遂欲以政府萬能之說，移殖於中國，則吾國將永無成國之日矣。」歷史證明，一百多年前的他並非過慮，時至今日，「欲以政府萬能之說，移殖於中國」的那些「耳食新說」的「所謂政治學者」，不是比比皆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