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堅硬如水》的語寫作，事實上很簡單，當時我寫作的時候，就在桌上放一張「文革」時期的舊報紙，並且買了一本《**語錄》，這就夠了。***如果語有點枯竭，你隻消看報紙的其中任何一段，或讀一段《**語錄》，所有的記憶，也就全部復活了，獲得了新生。

梁：在《堅硬如水》中，性與政治之間有某種明顯的關係。當我們看到《堅硬如水》裡面的兩個革命青年-高愛軍和夏紅梅-以革命的名義強迫一個老人觀看他們恣**，以愛的名義在地道裡毫不猶豫地殺人時，我們可能有些迷惑不解：理想、激是什麼？時代的癥結究竟出在哪裡？是什麼使激變成了工具，理想變成了一個劊子手？

捷克作家昆德拉在《生活在別處》的序中寫道：「一個劊子手殺人，這畢竟是正常的；而一個詩人（而且是一個大詩人）用詩歌伴唱時，我們認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整個價值體系就突然崩潰了。再沒有什麼是可靠的了。一切都變得成問題、可疑，成為分析和懷疑的對象：進步和革命、青春、母親，甚至人類，還有詩歌。」這使我們想到雅羅米爾（《生活在別處》中的主人公）告他的女友時，他並不明白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他只是不由自主地步入了悲劇領域。而這一進入，其實是經過生活的各種暗示所選擇的結果。閱讀《堅硬如水》時，不僅又一次印證了這一點，而且，更加強了這一點。

閻：昆德拉從政治、思想方面，思考性的存在，並且反過來思考政治問題。我更多地是重視這種在語推動下的生活的遊戲性和荒謬性。就我個人而，我認為，如果把「文革」放在整個歷史長河，會現「文革」本身就是一場歷史的遊戲，非常荒謬，非常可怕，也非常可笑。就是現在，「文革」已經過了幾十年，在你們這一代人眼裡，它完全是荒謬的，充滿了遊戲性質。或者說，就是一場有八億人參加的政治遊戲，具有不可靠的虛構性和誇張性。然而，對於我們這一代來說，它是真實的、實在的，絲毫沒有虛假。

梁：這種認識的反差本身就是非常荒謬的。

閻：是一場歷史的玩笑之後，笑與不笑的兩種態度。

梁：「文革」對於我們只是一種歷史的記憶。

閻：是一種遊戲與玩笑的記憶。

梁：而對比我更小的人，僅僅是一個詞語。

閻：什麼都沒有比失去記憶更為可怕。對於我的上一代、兩代人來說，「文革」是他們的血淚與經歷；對於我們這一代人來說，「文革」是最為真實的記憶；對於你們這一代人來說，它只是一場聽來的遊戲與荒誕故事；對於你們的下一代來說，它僅僅成了一個詞語；再往後，怕就是必須反覆註解的詞語了。

梁：也許所有的歷史最終都是一種詞語。就你的感受，你認為「文革」的那種狂歡化的人性是否是人性的變異？像高愛軍和夏紅梅當著老人的面**，這種人性極端惡的表現，是極端的政治把人推到那一境地，還是人性本身就有惡的一面，隨時在伺機出動，而「文革」只是恰好提供了一個契機？

閻：知識分子討論時，會把一切都歸結為政治。是我們龐大的政治、意識、文化把民間的幼小壓抑成了這樣。但是，作家在寫作的時候，不一定會想到那麼多。他只知道社會人、民間人，其實都有一種極端的惡的精神。因為生活在最底層，這種精神長期受到壓抑，得不到理性的梳理，有泄的需要。比如來城市打工的青年，他們一邊蓋著高樓，一邊想把城市裡所有的高樓都給炸掉。這是人的另外一面。日常之間，誰都沒有這種泄的可能性。而「文革」恰恰給任何人都提供了機會和可能，誰都可以盡地表演與泄。你可以說它沒有法制，但是，這樣說又太抽象化、太淺薄了。「文革」是人性另一面的大爆、非理性一面的一次總表演。

梁：這樣說來，是不是「文革」給底層人提供了一個表演的舞台，而且是通過一種非正常的形式表現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