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時，我對計劃生育這個後來連農民都十分明了的詞語，還不是十分了解，只是隱隱覺得，這個詞語與生孩子有些關係。而那個年代，我們鄉村也同樣沒有實行計劃生育，只是中國的某些城市，開始有了這樣的號召。所以，對計劃不計劃生育，我並不十分感興趣。而只是覺得，撿了這張卡片，明證了我對那兩個氣球是來自台灣反動派的一種判斷；只是覺得，台灣人雖然反動，可他們大街上的麗亮和人的神情，卻是越出了我的所見和想像；還有對照片上母子們生活的幸福，有了暗自而沉重的羨慕。

山谷中空曠無人。我拿著那張卡片，默默地朝工地走去。到了工地，又把那張卡片藏在雨淋不到、別人也不能發現的一條石縫裏。雖然之後我沒敢再去石縫裏看那張卡片，卻已經在心底裡藏下了一個不能告人的秘密，那就是：台灣人可能比我們生活要好。這個對於社會、革命和世界朦朧的懷疑，讓我想起了我那沒有寫完的長篇小說，因為在那個虛構的故事裏，充滿著階級鬥爭，也有著一個來自台灣特務的醜惡形象。

我又開始寫起了我的那部長篇。

因為我的叔伯哥哥，回家結婚去了，給我留下了獨佔一屋的空間。可在某天動筆的時候，方才猛地發現，因為每天在山上搬石頭掄錘，往車上鏟裝石渣，鐵鎬的把兒和我縫了幾層補丁的褲腿，時時擠壓著我握鐵鍬把兒的右手手指，使我的右手指頭，已經完全扭曲變形，如同樹枝一樣乾枯彎彎，讓我無論如何，都無法再握住那細滑的鋼筆。發現手指無法握筆的時候，望著乾硬的指頭，我惘然^H小說不知所措，有些想哭，又覺得坦然。試著用左手握筆，卻又依然不能寫字，就再用右手生硬地握著，生硬地在紙上寫著，直到可以把字寫得有些像字了為止。

就這樣，在每天不幹十六個小時，而隻上一班八個小時的時候，我都會關起門來，寫上幾頁、幾個小時的所謂小說。這個時候的寫作，已經不太寄希望於以它的出版，來改變我的命運，讓我逃離土地，走入城市，而是覺得，現實讓人感到生存的絕望，在寫作中，能讓人覺出有個新的世界的存在。

也就如此，上班、寫作，寫作、上班。上白班了晚上寫，上夜班了白天寫。以為一切都將過去時，因為工地上忽然走了幾個來自他省的工人，我又有機會在那山上，每天幹上十六個小時，一乾半月時，世界轟然而悄然地，發生了巨大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