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先皇遺書中把自己罵得最凶的，是先皇說自己是不孝子孫，不能承續祖宗傳下來的規矩，改弦更張，用漢人，學漢俗，其中最不可原諒的，是自己沿#小說用了明朝的政治制度。

當然，這遺書肯定不是先皇順治寫的，但是，對於下一個執政者，這是警告。如果你膽敢忘記祖製，你也是不肖子孫，大逆不道，所以，四大輔政執政時，政治上又回到了關外。

康熙六年（1667），熊賜履給他的學生上了一封萬言書。

關於這份奏章，內容太長，洋洋灑灑一萬多言，很多套話。但是，這封萬言書裏面卻有一句影響了整個康熙朝的話：非六經之語，孟子之書不得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得講。

所謂六經，可以通俗地理解為四書五經；所謂濂洛關閩，這是四個地名，而這四個地方，在宋朝卻有幾個厲害的主在講學，分別是：濂溪的周敦頤；洛陽的程頤、程顥；關中的張載；福建的朱熹。後世為了好記，給他們這群人一個響亮而又好記的名字——程朱理學！

六經與程朱理學，這是中國哲學史要講的東西，凡是被叫做哲學的東西，一定是能把你頭搞大的東西。按照英國人羅素的說法，所謂哲學，就是一群吃飽了撐的人搗鼓出來的東西。

然而，中國哲學不是，中國只有思想，沒有哲學。

中國的所謂哲學，大部分都是政治學與倫理學，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實用。比如說吧，為何要學孔子的書，皇帝學它為治國，大臣學它為為政，讀書人學它為考試。

倘若它沒用，那就要被扔進糞坑裏，永遠爛掉。

所以，從熊賜履同學的這封奏疏開始，康熙朝走進了一個程朱理學統治的時代。康熙要讓所有讀書人明白，你們和朕有著同一個目標與願望，按天理辦事，為天下辦事。

正如張載的一句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好了，天下士紳讀書人，與皇帝成了一家人，大家和衷共濟，去完成開太平的願望。

康熙要治國，士紳要治家。治國需要大智慧，康熙環視一下宇內，覺得三個重要問題，亟不可待地要解決，於是他在乾清宮的柱子上寫下遒勁的三個詞：三藩、漕運，治河！

苦心人，天不負，臥薪嘗膽，三千越甲可吞吳。十六歲的康熙，他要的是這樣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