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承轉合四大段，層次分明，語氣鋒利。逆案事過十年，而阮大鋮又能以奸狡自匿其逆跡，因而罪名不彰。此時以陳貞慧一言，痛揭瘡疤，阮大鋮之狼狽可想。陳貞慧自記：

揭發而南中始鰓鰓知有逆案二字，爭囁嚅出患語曰：「逆某！逆某！」士大夫之素鮮廉恥者，亦裹足與絕。鋮氣沮，心愈恨……至己卯，竄身荊溪相君幕友，酒闌歌遏，襟絕纓絕，輒絮語：「貞慧何人，何狀？必欲殺某！何怨？」語絮且泣。

荊溪在宜興，「荊溪相君」指周延儒，其時罷相回籍閑居已數年。周延儒初與東林相善，中道相疏。但他會試所取的門生張溥，即復社領袖「西張」中的「西張」，以此因緣，東林不與周延儒為難，而阮大鋮亦得藉以庇護。直到崇禎十四年周延儒復起，阮方潛歸南京，住在城外，不敢進城。陳貞慧得意地記道：「向之裘馬馳突，廬兒思子，耀通衢，至此奄奄氣盡矣！」

曾幾何時，而有甲申三月十九之變，馬士英以擁立福王之功，得掌大權，奏請起複阮大鋮為兵部右侍郎。東林君子，全力反對，馬士英悍然不顧。所以如此者，馬阮之間別有一番深厚的淵源在。

馬士英與阮大鋮是會試同年。崇禎三年，馬士英在宣府巡撫任內，以貪汙罪為鎮守太監王坤所揭發，革職充軍。其後流寓南京，與阮大鋮臭味相投，深相結納。自「留都防亂公揭」一出，阮大鋮見不得人，所與往還者，只有馬士英一個人，交情自然更深厚了。

崇禎十四年，周延儒得門生張溥之助，復起入相。張溥之助周，非有厚愛於師門，是因為當時朝中，東林正人君子被排斥無存，認為周延儒還不失為可與為善之人，因而為他活動復起。周延儒入京以前，張溥曾跟他公開談判，提出若乾項政治主張，大致皆為力去弊政。周延儒慨然相許，當銳意行之。

阮大鋮原與「荊溪相君」有深交，見他復出，認為是自己翻身的大好良機，便重賄周延儒，懇求援手。《明史》卷三百八：

周延儒內召。大鋮輦金錢要之維揚，求湔濯。延儒曰：「吾此行謬為東林所推。子名在逆案，可乎？」大鋮沉吟久之曰：「瑤草何如？」瑤草，士英別字也。延儒許之。

十五年六月，鳳陽總督高鬥光以失五城逮治。禮部侍郎王錫袞薦士英才；延儒從中主之，遂起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禦史，總督鳳廬等處軍務。

如果不是阮大鋮的力量，馬士英不會當總督，握兵柄，即令有擁立福王之心，並無支配大局的實力。是故飲水思源，對阮非報答並援引為助不可！

阮大鋮一朝得志，自然要翻逆案，修舊怨。周鑣的從兄周鍾，據說曾為李自成草擬「即位詔書」，名在「順案」之中——李自成的「年號」叫「大順」。阮大鋮特與「逆案」相對，將逮治附逆明臣一案，定名為「順案」。牽連及於周鑣，捕治在獄。此時閹黨彈冠相慶，橫行無忌。阮大鋮與此輩日夜謀議，要興大獄盡殺東林與復社中人。陳貞慧、吳應箕首當其衝，甲申九月十四，陳貞慧在南京為錦衣衛鎮撫司所逮捕。

據陳貞慧長子陳維崧《先府君行略》記：

宏光帝立於南中，府君蒲伏闕下，為先少保請謚居南中。而懷寧方貴用事，夙又恨府君刺骨；蓋先是已捕周鹿溪先生，系之請室矣！先生亦以防亂揭故，為懷寧所切齒者也。府君日夜粥從請室中，或為府君危之，府君卒自若。

九月十四日日下，有白靴校尉數人者至邸中，縛府君至鎮撫，出一紙，紙尾有貴池吳先生名；先生先一日亡去。而劉僑者故思宗皇帝時舊錦衣也；夜漏三下，以一小赫蹄與鎮撫馮可宗，大約謂，東林後人無故殺之以起大獄，紀綱、門達之事可鑒也。馮獲旨意動而司馬練公國，亦為府君星夜馳貴陽；而相國王公鐸亦致書鎮撫，獄遂解。

案：南明史料中，記陳貞慧被捕事絕鮮，即有亦極簡略；所以此記為很可寶貴的第一手史料。但其中有一小誤。所謂「練公國」，漏一「事」字。練國事名不見經傳，而維崧當事人，見聞真切，必不致誤，當為文集校刻所漏。

《明季南略》，甲申八月十一，練國事補兵部尚書。九月初九與阮大鋮「見朝」。衡之「星夜馳貴陽」語，可以想見練國事者，馬士英部下一得力將領。當六月間，馬士英奏薦阮大鋮後，福王數度召見，但補用之旨，一直未用，系因朝士連章交劾，有所顧忌之故。而馬士英以大學士兼攝兵部，亟須得人為助，因而先補練國事。不久，有人奏言，阮大鋮知兵事，因於八月底補為「添注兵部侍郎，巡閱江防」。「添注」者，額外入負之謂。「巡閱江防」，向來是禦史的差使，俗稱「操江禦史」，職權甚重。此時以防清兵南下，特用兵部侍郎兼領，表示重視江防。而其實為阮大鋮復起，找一冠冕的理由。阮大鋮接事後，在江邊誓師，著素蟒，飾碧玉，以明其為哀師。其實百官輿服中，並無所謂素蟒，因而被人議為「梨園妝束」。《三國演義》：劉先主起兵為關雲長報仇，陳兵江邊，連營八百裡，皆「白盔白甲白旗號」。阮鬍子素蟒的「靈感」，或者出於此。素蟒亦可能出於家蓄戲班的衣箱中。

記中所謂「鹿溪先生」即周鑣。阮大鋮為興大獄，曾有一番佈置，只看《弘光實錄》，便可想見。八月初一，命錦衣衛鎮撫司馮可宗，遣役緝事。八月廿一，周鑣即被捕；九月初九，阮大鋮「見朝」，越五日，陳貞慧亦被捕。

錦衣衛得以「遣役緝事」，乃不經由法院的司法程序，越過所謂「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而由皇帝直接下令錦衣衛逮捕嫌犯。久而久之，事權下移，錦衣衛的「檔頭」、「番子」，即所謂「白靴校尉」者，狐假虎威，殘民以逞，慘酷黑暗之狀，不可勝數，《明史-刑法志》言之甚詳，為明朝最大的弊政之一。崇禎十四年周延儒復起，實踐對張溥的承諾，奏罷廠衛緝事，輦轂之下，歡聲雷動。廠衛則以從此失去刮骨敲髓的憑藉，恨周刺骨。錦衣衛都指揮駱養性本周所保薦，亦竟與東廠太監勾結而反噬，刺探延儒陰事，悉以上聞，周延儒因此罷相殞身。至是，馮可宗復又受命「遣役緝事」，即為對付東林、復社的先聲。而以周鑣的被捕，為錦衣衛凶焰復熾的起始。

至於阮大鋮九月初九「見朝」，越五日而陳貞慧不免，乃為阮大鋮兵權在握，始敢放手荼毒。其獄之解，據陳維崧記，得力於練國事、劉僑及王鐸，而蔣永陵《陳迦陵外傳》所記有所不同：

南渡時，定生罹黨禍，朝宗捐數千金力為營脫。侯無德色，陳不屑顧謝，相與為古道交如此。

按：練國事與劉僑，不悉其與陳家有何深交，而肯為之如此出力。尤其是劉僑，從賊而又脫歸，方當大辦「順案」時，自身難保，何以如此熱心，半夜為之致書馮可宗，以永樂、天順年間紀綱、門達的往事為戒。維崧所記，語焉不詳而於情理不愜，則侯方域捐金營救之說，應該可信。賄練國事者，以其為馬士英部將，賄劉僑者，以其曾為馮可宗長官，而此獄固非馬士英、馮可宗不得解。至於王鐸，其時位居次輔，如果與陳有舊而願相救，大可代向馬士英乞情，不必「致書鎮撫」，自落以私於公之嫌。南明覆沒，王鐸與錢牧齋領銜迎降！又《桃花扇》第二十五句「選優」，記「薰風殿」楹聯為王鐸所書：「萬事無如杯在手，百年幾見月當頭」，廟堂之上，作此楹帖，福王與王鐸君臣之人品可知！即令此為孔東塘的杜撰，意存諷刺，則何以不刺他人，獨及於王？是則王鐸的口碑，亦可想像而得。當時納賄為之致書鎮撫關說，自在情理之中。然而此亦非陳維崧有所諱，或者侯方域既無德色，陳貞慧不屑顧謝，自亦不言，維崧不及知而已。

陳貞慧之獄，結明朝閹黨荼毒東林、復社之局。入清黨爭如故，又為另一重公案。平心而論，閹黨固然卑鄙陰險，而東林、復社諸君子斷斷於門戶之見，意氣之爭，亦未免過分。魏大中的長子，殉父的魏學伊，有一首《猛虎行》，別具見地，頗有意味：

北山有猛虎，不牝亦不牡，哀哀無辜人，吞噬十而九。猛虎且勿道，虱乃伏其尻，壯士困顛躓，虱喙紛相撓。為語行路人，且復忍此虱；撲虱誤驚虎，滅影苦無術。虎頭置短枕，虎皮罩塵俟；猛虎有死日，虱乎何有哉？

不牝不牡，明指閹人。閹黨則虎尻之虱，撲虱驚虎，自招其禍，不如待其自斃。這是魏學伊的看法，是明哲還是姑息，實在難說。

明祚既覆，忠臣義士的結局，不外三種：殉國、起義、歸隱，而以歸隱最多。隱於僧、隱於醫、隱於市井、隱於深山，陳貞慧築土室於宜興城南三十裡的罨畫溪，足跡不履城市。吳梅村有《贈陽羨陳定生》一詩，可以想見其隱居的光景：

溪山罨畫好歸耕，櫻筍琴書足性情。茶有一經真處士，橘無於絹舊清卿。知交東冶傳鈎黨，子弟南皮負盛名。卻話宋中登望遠，天涯風雨得侯生。

「宋中」典出杜詩，指河南商邱故宋國之地，藉以指侯方域。「子弟盛名」，更非虛語，陳貞慧的長子陳維崧，就是與朱竹齊名的陳其年，號迦陵。汪中教授著《清詞金荃》，論其詞學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