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艾奇遜吹捧杜魯門的一句話。源出於莎士比亞的《亨利第五》。哈裡是英王的名字亨利的昵稱。莎士比亞說他在困難時樂觀而堅定，使其僕從深受鼓舞。其卓越之處，「他的拙筆」僅能描述其在「黑夜裏……的一點英雄形象」。杜魯門名字也是哈裡，故艾奇遜引用此語吹捧杜魯門。——譯者

世界領導的大旗從垂死的英帝國轉移到美國，其時間、地點，我們是有可能考定的。1947年2月21日，星期五傍午，英國駐華盛頓大使英弗查佩爾勛爵給國務院去電話，說有急事要和剛接替貝爾納斯任國務卿的喬治?馬歇爾會晤。大使說他奉命要遞交白宮「一張藍紙」。按外交的習慣用語，那是指正式的重要函電。迪安?艾奇遜說馬歇爾已離開國務院去參加普林斯頓大學成立200周年紀念並發表講話。能不能等到星期一呢?

確實不行，英弗查佩爾回答說。他準備請他的一等秘書H?M?西奇爾立即把文件送來。這裏就引起一個對等接待問題。艾奇遜是個副國務卿，接見一位一等秘書就會有失外交禮節。要找個級別較低的人才行。因此，他指派遠東和非洲司司長洛伊?亨德森做代表。於是，這兩個級別不高的外交官就在當天傍晚在行政大樓內一間陰沉的辦公室會面，從此開始了世界領導權西移的第一步。

西奇爾事實上帶來兩份文件。按照艾奇遜後來的回憶，兩份東西都是「驚人」的。希臘局勢混亂，艾奇遜是知道的。據報共產黨已準備接管政府，謠傳說英軍在撤出，亨德森還曾打過一份題為《危機與迅即崩潰的可能》的報告，提出為了要挽救希臘，惟一辦法是由美國對那裏的聯合政府提供大規模援助。但在此之前，還沒什麼跡象表明希臘窮途絕路的程度。現在艾奇遜看到的這個文件說，希臘需要2億以上的美元，作為應急的第一筆援款，否則就隻得向野蠻的俄國侵略屈服。第二份文件說，土耳其亦處於困境。他們力量稍強一些，但要是得不到援助，也是會被征服的。英國已是無能為力了。反納粹鬥爭進行了六年，把英國弄到筋疲力盡，財源枯竭。實際上，他們也亟需美元救急。不久之後，英弗查佩爾勛爵就將再次來找美國人親自求援。

杜魯門了解這情況後，不由得吃了一驚。他沒想到形勢這樣惡劣。當然，丘吉爾已經警告過他，歐洲已成為「瓦礫場、骸骨堂、時疫與仇恨滋生的淵藪」，但人們多認為，這不過是丘吉爾聳人聽聞的說法而已。對於歐洲的困境，報界不是置若罔聞，就是輕描淡寫。《時代》周刊向來以善於發現談話尖銳的旁觀者見稱，曾引用過一位捷克遊擊隊員的遺孀(沒登姓名)的話說：「我們需要不多，但卻很急迫。」這種話華盛頓聽來覺得有道理，因為他們認為歐洲大陸也和美國一樣，經過短時期的混亂和調整，就會重建和平時期的經濟。戰勝日本後那一周，總統曾對同盟國提出延長租借法的請求進行研究，但沒有同意。他說，按租借法提供的400億元應已足夠。租借法必須儘快結束。他堅決反對美國在1945年9月勝利以後繼續充當全世界的施主。

戴高樂對此曾提出抗議，蔣介石也反對，而丘吉爾則大聲叫嚷：「我不能相信這就是美國的最終決定。我不能相信這麼一個偉大的國家會這樣簡單生硬地處理問題。」事實上美國也沒有這樣做，只不過是放棄了一種方式，而代之以他種方式而已，其中主要的就是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但是，儘管花了110億元在信貸和贈款上，低地國家、法國、意大利、西德和巴爾幹半島諸國還是窮困異常，物資奇缺。戰後兩年，辦事有條不紊的柏林人都在冰天雪地到來之前，在秋天就掘好數以千計的墳墓，準備埋葬那些看來再也看不到另一個春天的鄰人。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送給希臘的物資，只夠把雅典市鏽蝕的水管和水泵換上新的，解決被破壞了的全市供水系統。納粹暴虐是被打垮了，但接踵而來的不是自由，而是飢餓和混亂。從愛琴海到北海，莫不如此。經過德國人的掠奪、炸彈的轟擊和抵抗運動戰士們的破壞，工廠陰冷淒涼，寂然無煙。反正什麼原料都沒有，就算出現奇跡，有了原料，鐵路網也七零八落，沒法運到工廠。看來政治領導權就要轉到蘇聯手中了：即使不為別的，而僅僅是因為沒有別的出路的緣故。

國務院了解到需要進行規模巨大的救援，初時還指望英國和她的龐大帝國來負責提供。1946年7月，杜魯門簽署了一個法案，授權向英王政府提供37.5億為期50年的貸款。他以為這樣美國就可解脫對歐洲承擔的義務。但現在錢已花完，卻沒有什麼成效可言。倫敦約有1.7萬家房子，佔全城的1/4，還是斷壁頹垣。臨時搞了1萬間尼森式活動房子以應燃眉之急，但粥少僧多，只能滿足一小部分的需要。當美國婦女們爭論採用不採用新式樣時，她們的英國姊妹們每年卻只能配給一件長衣，四英兩毛線，兩碼衣料，1/3條襯裙，1/4套衣服，1/5件睡衣。勝利除了使美國這個偉大盟邦得以倖存而外，並沒有帶來其他什麼。

但是能否生存下去還是個問題，因為1947年1月開始的嚴冬就威脅著英國。連續兩個月內，溫度一直是在零度以下，暴風帶來層層積雪，其量空前，使英國陷於癱瘓。農業生產下降，低於19世紀水平；工業生產停頓，電力只在每天上午供應幾個小時。失業人數增至六百萬以上，配給供應比戰時還要緊縮。當西奇爾帶著兩份文件(一份關於希臘問題，另一份關於土耳其問題)，在嚴寒的星期五乘車到賓夕法尼亞大道時，白宮還預言「在未來的一年裏，情況還可能更糟」。倫敦《泰晤士報》把這一預言說成是「英國政府發表的文件中，這是最令人不安的聲明」。總統請赫伯特-胡佛周遊24國，他回來以後彙報說：各國人民，特別是戰爭期間漂泊無依的兒童們，都已瀕於飢餓邊緣。只有美國以前所未有的規模解囊相助，才能得救。這時才再沒有人懷疑，歐洲確是苦難深重的。

但是，胡佛自己在國會中的共和黨夥伴們卻還半信半疑。許多人議論紛紛，說山姆大叔又在上當受騙，說是把錢倒進老鼠洞，或是支付給一個全球性的工程興辦署，說美國理想難免以破產而終。反過來，歐洲人對這種漠然無情的議論，則感到大為激怒。

反美活動已蔓延開來。一位隨軍牧師說，在大陸人的眼裏，美國士兵都是些可憐的年輕人，不懂得為啥打仗，也不懂得勝利的意義。他們感興趣的只有三件事：找女人睡覺，偷白蘭地酒和等下一班歸國的船位。倫威克?甘迺迪牧師寫到美國佔領軍士兵的典型形象時說：「他穿著一身鼓鼓囊囊的衣服，肥肥胖胖，飲食過度，寂寞無聊，漠然若有所思，觀察力差，思想則更淺薄——是征服者，卻在一個口袋裝著塊巧克力，一個口袋裝著包香煙……巧克力和香煙，這就是征服者能給與被征服者的全部東西了。」

這種說法傳到國會山，使議員們怒髮衝冠。30年代以來，議員又第一次開始議論起歐洲知恩不報來。但是希臘和土耳其問題，可並不僅此。共產黨人在那裏形成真正的威脅。英國現在既已不能輕而易舉把他們驅散，華盛頓就隻好把重擔挑起來。讓歐洲在鐵鎚和鐮刀下受奴役，似乎不堪設想。因為這意味著蘇聯的鋼鐵生產力、造船設備、熟練工人、發電量和化學工業的產量、科學技術和工廠設備都會增加一倍。在那樣條件下，而且只有在那樣條件下，俄國才有實力同美國抗衡。「我認為如果我們失去西歐，」福雷斯特?謝爾曼將軍在國會的一個委員會上作證說，「……我們要保住自己也會日益困難。相反，即使失去了整個亞洲大陸，我們仍能生存，重整旗鼓，並可能把它奪回來。」

這個考慮是有道理的，雖然在1947年尚不緊迫。在人們的記憶中，俄國人還是英勇的盟邦。對她感到的失望開始深化，但尚只不過是使士氣低沉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戰打起來雖很野蠻，但誰是誰非，界線曾是清楚的；現在要是在一些新問題上引起衝突，卻未免令人寒心。1946年，赫伯特?貝阿德?斯沃普在伯納德?巴魯克的一篇演講詞中，提出了「冷戰」這個詞。巴魯克曾認為這個詞含義太強烈而劃掉。到了1947年4月13日，又經歷了一年蘇聯的粗暴態度，於是巴魯克在南卡羅來納州哥倫比亞市講話時終於用了這個詞。即使這樣，它也不過是指「意識形態的對抗」。遲至1950年5月，也就是接近朝鮮戰爭爆發之前，保羅?霍夫曼美國著名工商界領袖。——譯者還可以說：「冷戰是好的戰爭形式，只有這種戰爭不發生破壞的問題。」

但即使是在1947年，人們已很清楚，只靠意識形態上的優越，是不能把馬科斯將軍和他的兩萬名共產黨(民族解放陣線)遊擊隊從希臘山區趕走的。希臘合法政府需要的是國務院政策計劃處所謂的「巨大的非意識形態援助」，也就是說：大炮。為爭取到國會中反共的共和黨人的贊同票，大炮比黃油容易。杜魯門和他的顧問們決心雙管齊下。但是，根據他們的經驗，用零打碎敲的方法來承擔任務，效果並不能令人滿意。歐洲需要的是重建，不是救濟。美國需要一種名副其實的外交政策。政府為了給實際對外措施尋找恰當的理論根據，終於在權威性《外交》季刊新的一期裡找到一篇文章。文章題為《蘇聯行為的依據》。作者署名僅用了「X」。

這個「X」原來是喬治?F?凱南，他雖然未露頭角，但卻是才氣橫溢的研究俄國心理的學者。他在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當參贊時，就寫成這篇論文。1946年斯大林向規模盛大的共產黨機關工作人員大會發表演說，表明要採取強硬路線。這個獨裁者反對和民主國家共處，保證要把無產階級世界革命進行下去。凱南對這篇演說詞進行仔細研究後，感到有必要寫這篇文章。在凱南看來，蘇維埃領導人在西方懷疑猜忌之下過了1/4個世紀，情緒是不平衡的，是一些擔驚受怕的馬克思主義傳教士。共產主義是他們的宗教信仰，是他們在不安全中服用的鎮靜劑。按照凱南的分析，從神學而不是政治角度觀察，共產主義成了世界上重要宗教信仰之一，具有教條、儀式、歷史使命，樣樣俱全。它和伊斯蘭教等一樣是無法摧毀的。哪裏的社會不健全，人們要求改革，它也會像伊斯蘭教一樣會在哪裏發生影響。人們一旦加以信奉，它就永遠不可能徹底取消。但是，人們可以把它遏製——就是說，把它局限在已經著了迷的國家的國界之內。

在40年代的條件下，遏製政策是符合當時現實的。對哈裡?杜魯門來說，這種觀點非常有道理。他宣稱，美國作為最大最富的自由國家，必須對「自由世界」承擔義務。總統鼓吹凱南的觀點如此賣力，人們於是稱之為「杜魯門主義」。根據他的訓令，這些觀點都寫進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第六十八號政策文件》中，而在迪安?艾奇遜看來，這個文件已成為「我國歷史上的偉大政策方針之一」。事實上，在凱南的文章還未成為美國的冷戰戰略方針之前，艾奇遜就已在一次和兩院兩黨領袖的會議上當著總統的面對這些原則作了概括介紹。他認為這關係著土耳其和希臘的前途問題。後來他寫道：「在我一生中還從未在講話時像這次那麼迫切地感到問題完全是取決於我的。」他發言完畢，有一段長時間的沉默。然後，阿瑟?范登堡轉向杜魯門說：「總統先生，如果你把這個對國會和全國講，我一定支持你。我認為大多數國會議員也都會同樣支持你。」

他發表了演說，他們果然也表示支持。3月12日，杜魯門要求兩院聯席會議撥款4億元，2.5億元給希臘，1.2億元給土耳其。隨後，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和范登堡，就一個接一個走上講壇，向國內一切有影響的集團，傳布「遏製主義」這個福音。這樣一直進行到5月22日，總統在堪薩斯城的繆爾巴赫旅館臨時辦公室最後簽署援助希、土的法案。

在當時看來，杜魯門主義堪稱傑作。反對派中吵得最厲害的是右翼頭子，主張把共產黨人「趕回」到他們的戰前的邊界內。但是，有些反對者當時溫和地提出的問題，後來過了1/4世紀卻仍然未曾得到答覆。參議員塔夫脫提及希、土兩國政府即將接受美國武器時，建議不管問題性質如何，國會都該特別謹慎，不能將發動戰爭的權力交給總統。艾伯特?魏德邁將軍認為，遏製主義會導致愚蠢的軍事行動，因為俄國人可以在其衛星國邊界上進行侵略性挑釁，「用他們的丙級隊對我們的甲級隊」，把美國弄到筋疲力盡。使人們感到更不放心的是沃爾特?李普曼寫了一篇反駁凱南的出色的文章，他除了支持魏德邁外，還加上他自己的論點。

李普曼這本薄薄的書，在1947年出版，書名是《冷戰：美國外交政策研究》。他在全書中都稱凱南先生為「X先生」，一方面措辭客氣，另方面又有如泰山壓頂。他引述《外交》季刊的文章，並特別提到凱南的觀點，「哪裏出現共產黨侵略的跡象」，就要在哪裏進行「堅定不移的反擊」。他寫道：要是蘇聯像日本那樣是個海島的話，美國用空中和海上力量就可以把它封鎖。不幸的是，它是個大陸強國。在這種情況下，要遏製，就只能靠兩軍對壘，或者進行永無休止的流血的遊擊戰爭。「歐亞大陸幅員廣大，」他尖刻地指出，「而美國軍事力量是有一定局限的。」現在，希臘遊擊隊員已把鬥爭轉向山區，現代化武器在那裏不能發揮威力，而步兵技巧倒可決定一切。李普曼接著說：使用遏製的戰略，勝負之數，將取決於本國徵募的軍隊或僕從國的軍隊。但無論哪一方面，都會使美國走投無路。美國最後一定會「擺脫各個傀儡，而這樣做則無異於對蘇聯綏靖，承認失敗，喪失面子」，否則就只能「在一個並非出自我們意願的、無法預見的也許還是相當討厭的問題上」，被迫支持這些傀儡，並付出難以估量的代價。李普曼三番五次提到亞洲問題和這個地區給那些念念不忘遏製戰略的外交官們所設下的圈套。在亞洲接受挑戰，就將使共產黨能夠選擇戰場、選擇用什麼武器打、甚至選擇用哪個國家的共產黨部隊打。他的結論是：「我很難以明白，X先生怎麼竟然會建議遏製這個怪物，作為我們的戰略。」

但18個月後，希臘平定了下來，土耳其也不復處於軟弱地位，而喬治?凱南也就名噪一時。華盛頓人們相互提醒說：李普曼也並不是料事如神的，畢竟，他對羅斯福就曾經估計錯誤。但是這次他的直覺倒是對的。沒有美國的援助，希臘的中間派就多半不會掌權，這是事實。但要不是鐵托和共產黨情報局發生爭吵，因而把南斯拉夫與希臘之間的邊界封鎖起來，使馬科斯將軍無法藏身，這次勝利也是難以設想的。後來，由於希臘與朝鮮的情況表面有點類似，那些遏製論者和「有限戰爭」論者就更為振振有詞；但當時沒有解決的避難所這個問題，最後也在導致越南戰爭中起了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像麥克阿瑟和布雷德利這樣的職業軍人，在其他方面儘管截然不同，但對李普曼所估計的那種戰爭，卻都認為會像是一場噩夢。

這是遏製主義的陰暗一面。其光明的一面，則是馬歇爾計劃。它始於杜魯門主義，並成為它的偉大續篇。如果說在希臘和土耳其問題上，實際並不似人們認為那樣應該感謝凱南的遠見，那麼，西歐對我們的感恩戴德，卻是無法估量的。從後來的發展說，馬歇爾計劃(其正式名稱是ERP，即歐洲復興計劃)受到一致的贊同，猶如社會保險一樣。

要說歐洲復興計劃是由哪個個人推動起來的，那應該說是副國務卿威爾?克萊頓。他去歐洲到處考察了六個星期後，在歸國途中，正式用書面提出，要在未來的十年間避免戰爭，這是惟一的抉擇。在他訪問過的各個國家中，都有顛覆活動在破壞民族團結和獨立。「由於飢餓、經濟困難和挫折失望」，他寫道，「在一些剛解放的國家中這些顛覆活動已經奏效。」他建議總統和國務院要使美國人民震動一下，使他們行動起來。他從蘇黎世飛抵華盛頓後，就立即把書面報告送給艾奇遜，由艾奇遜轉呈總統。艾奇遜提醒杜魯門說，他曾指示要他在5月8日在南方一個小型集會上代表總統講話，如果應該震動美國人民一下的話，是不是該在那裏放它一炮。

杜魯門同意了。這樣，歐洲復興計劃這個概念，就在密西西比州一個偏僻小城克利夫蘭的州立代爾特師範學院裏，第一次向美國聽眾提出來。艾奇遜對聽眾們說：嚴冬剛過，北歐人民幾乎遭到毀滅；在國外，能活下來真不容易。他說：「今天，我們的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運用我們的經濟與財政資源，使更多的人能活下來。如果我們要維護我們自己的自由和我們的民主制度，我們必須這樣做。為了我們國家的安全，我們必須這樣做。同時，作為我們做人的義務和光榮，我們也應該這樣做。」

簡而言之，馬歇爾計劃就是如此。但是當時還未掛上馬歇爾的名。密西西比州人接受了這個演說，《紐約時報》事先已打了招呼，把它登在第一版，並由詹姆斯?賴斯頓寫了一篇分析文章。但各個通訊社卻不大關心，因為人們認為經濟報道和官僚們發表的冗長講話差不多，都是單調無味的。但是，如果馬歇爾將軍發言，報界就會注意。於是準備由他發放第二個試探氣球。他的演說原定6月16日在阿默斯特學院畢業典禮上發表，後來提前在6月5日哈佛大學的畢業典禮上發表，同時迪安?艾奇遜則到處鼓動新聞記者們，要求他們支持。這都說明歐洲經濟迅速惡化的緊迫性。艾奇遜對英國記者特別主動，他對英國廣播公司的倫納德?米阿爾、《每日電訊報》的馬爾科姆?馬格裡奇和《每日快報》的雷內?麥科爾說：「不用花時間寫報道。你接到講稿後，就馬上用電話把全文報回倫敦。你們當中要有一位請編輯先生負責立即送一份全文給歐尼?貝文。不管是夜裏什麼鐘點也要把歐尼叫醒，把全文交到他手裏。」

馬歇爾將軍在哈佛大學校園講了15分鐘。他首先把「歐洲經濟結構」的破碎情況描述一番，並說補救之法是把「這個惡性循環打斷，使歐洲人民對其本國和歐洲整體的經濟前景恢復信心」。美國必須繼續提供援助。他現在考慮的數字大約是170億元。但是像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那樣漫無目的地亂花錢必須結束，而代之以一個新的計劃。「歐洲各國對當前形勢的需要，對我國政府不論採取什麼行動之後本國應配合發揮作用，使之產生應有的效果，都應取得某種協調。」美國既已提出了建議，現在就輪到歐洲採取行動。

由於馬格裡奇行動迅速，歐洲幾乎立即就採取了步驟。英國那時已過了子夜，但《每日電訊報》的一個通訊員還是蹬著腳踏車，把馬格裡奇的報道送往睡夢方酣的外交大臣歐內斯特?貝文家裏。馬格裡奇按艾奇遜的建議行事，通過遠洋長途電話把全文發回倫敦。貝文和法國的喬治?皮杜爾幾乎馬上就在巴黎召開全歐會議。會後，英、法、意、希臘、土耳其、比利時、荷蘭、丹麥、挪威、奧地利、愛爾蘭、冰島、葡萄牙、瑞典、瑞士、盧森堡，後來還有西德，都向華盛頓申請經濟援助。國會經過六周辯論，否決了塔夫脫提出的要削減10億元的修正案以後，正式通過計劃，並另撥款5.97億元，作為這筆長期援助發生作用之前所需的過渡用款，即所謂的「馬歇爾空白點。」

1948年4月14日，在杜魯門總統簽署歐洲復興計劃以後11天，那隻名副其實的貨船「約翰?H?奎克奎克，原文是Quick，意即快捷之意。——譯者」號，就離開加爾維斯頓港，載著九千多噸小麥駛向波爾多港。裝載救急糧食去法國的是由六艘船組成的船隊，這是第一艘。馬歇爾計劃總共向歐洲提供了125億元，比他原來預計需要的為少。還有一些由此派生的其他計劃，例如「安置流離失所人員的計劃」，使得33.9萬名歐洲人成為美國公民。這是美國史上值得自豪的一頁。自然，俄國人很不高興。他們也宣佈即將實行一項什麼「莫洛托夫計劃」，但以後卻無下文。這時急劇向左邊靠的亨利?華萊士，把歐洲復興計劃稱為「戰爭計劃」原文為martial，與馬歇爾的Marshall諧音。——譯者。眾議院裏有75名議員反對。在參議院，新當選的參議員約瑟夫?R?麥卡錫則要求美國每花一美元，就應得回相當於一美元的戰略物資，或者相應的國外基地。

儘管他發出這樣叫嚷，歐洲各國領導人還是深受感動，興高采烈。在英國尤其如此。丘吉爾讚揚歐洲復興計劃，稱之為「歷史上最慷慨的行動」。倫敦《經濟學家》周刊說是「從來沒有一個國家這樣正直慷慨去支援別的國家」。過了兩年半，當英國又重新可以立足的時候，《曼徹斯特衛報》說：「平平常常地表示感謝是不夠的。在國際關係史上，這是最輝煌的成就之一。」當時的英國財政大臣休?蓋茨克爾還說：「我們這個民族，並不輕易動感情……也不愛形之言辭。但這些特性並不應掩蓋掉我們對於美國人民真摯、深切的感激。」

在英倫海峽對面的歐洲大陸，面貌已全部改觀。營養不良的現象已經消失。人們可以穿上寒衣過冬，原料源源不絕運進工廠，而且是由新的鐵軌上行駛的新式柴油機車拖引而來的；薩爾和魯爾恢復了生氣，工廠比之戰前還要繁忙。馬歇爾計劃在1951年直接導致讓?蒙納特的「煤鋼聯營1951年4月，法、意、西德、荷、比、盧六國在巴黎締結為期50年的《歐洲煤鋼聯營集團條約》，在美國的支持下，試圖協調各國生產與銷售矛盾。——譯者。」「煤鋼聯營」過了六年又導致羅馬條約和歐洲經濟共同體或共同市場1957年3月25日，上述六國正式簽訂關於建立《共同市場》的條約。——譯者。而共同市場則發展壯大，後來可以與美國和蘇聯相抗衡。但在40年代後期，美國還是孤峰獨踞，雞群鶴立，沒有哪個國家可以望其項背。使它失去遙遙領先的地位，只有發生某些特殊不幸事件，比如有哪個總統或哪幾個總統，把美國的財富和青年人力，揮霍在遙遠的奧威爾式的戰爭原文是Orwellianwar。喬治?奧威爾(GeorgeOrwell，1903～1950年)是英國作家，所著《1984》與《動物莊園》均是攻擊斯大林時代的蘇聯。這裏意指反共產主義的戰爭。——譯者中。這種可能性當時還很少，無人能夠設想。正如英國人說的，美國人的情緒就是：何必擔心。美國是富足的、樂善好施的、愛好和平的，又是頭號的國家。當時如此，將來還會繼續如此。

至於第二號，日子則愈來愈不好過。在納粹戰爭機器的全力打擊下，俄國城鎮殘破、田園荒廢，因而不可能理解也不願意理解為什麼西方盟邦等到1944年才開闢第二戰場。現在德國已屈膝投降，任何復甦的跡象，俄國人都特別敏感。由於約瑟夫?斯大林的偏執，這種全民族的疑懼就更加厲害，成為西方軍人和政治家們不得不忍受的可怕折磨。隨著歐洲出現復興跡象，德國也表現出活力，這種折磨也就更甚，到了1948年達到了頂峰。那年春季國會討論馬歇爾計劃接近尾聲的幾周之中，蘇聯的行動愈來愈咄咄逼人。2月，斯大林奪取了捷克斯洛伐克；6月24日，又強行封鎖柏林。

當時直接的爭議是貨幣管理問題。自從佔領德國以來，俄國人就印發紙幣，這時更大量往西方佔領區濫發，企圖阻撓德國經濟復甦。西方當局為了遏製這樣造成的通貨膨脹，改發行新貨幣；同時簽訂《布魯塞爾防禦條約》英、法、荷、比、盧五國在美國支持下，於1948年3月17日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簽訂的為期50年的條約。——譯者，並為使西德復甦起草一部憲法。俄國人對這些改革步步對抗，他們在開會時中途退場，又發行了另一種貨幣。他們宣佈把柏林和西德之間的鐵路交通停止兩天，又以「維修」為名封了一條公路橋，接著就命令全面封鎖，導致和西方國家全面決裂。

西方盟邦決定不採取報復行動。只要可能，杜魯門就不想進行正面對抗。剩下的惟一希望就只有靠空中飛行。於是西柏林和外面建立空中運輸，靠從兩個機場，即美軍佔領區的坦珀爾霍夫機場和英佔領區的加陶機場進進出出。當然，蘇聯不可能在空中搞封鎖。蘇機可能向西方飛機挑釁，但在這樣事件中很容易推卸責任，而雙方又都不會有失面子。

但是，這樣大規模進行空中補給本身就很危險。西柏林住有250萬人，比之洛杉磯、費城、底特律，或克利夫蘭都多。誰都沒用過空運去供應那麼大或接近那樣大的城市。光是維持柏林人活命，每天就要4000噸物資，等於整天24小時內每3分零36秒就有一架C-47型運輸機起飛或著陸。而且每架去柏林的飛機都必須超載，每架十噸。這數字隻解決必需品問題。儘管這意味著飛行員生命會有危險、柏林人會生活困難，但這還是可能的，在數字上是可能的。可以有足夠的煤供照明之用，但沒有取暖用煤。要這個城市維持正常，每日就要8000噸物資，就是每1分零48秒要有一架飛機起飛或著陸。這是辦不到的，至少暫時還辦不到。

德國人答應老百姓遵守紀律予以配合。美英空軍制定出一個精密度以秒計的周密計劃。為了訓練新駕駛員，特別在蒙大拿州建了一個和柏林空中走廊一樣的航道和導航設備。他們學會蒙上眼睛用地面控制雷達的新方法，駕駛四引擎運輸機。機務員們頻頻起飛，睡眠很少。地勤人員把沾滿煤灰的漆黑機身噴洗，染上了難受的皮膚病。而且時間表並不總是能夠順利執行。在1948～1949年間對柏林進行空中補給中，有28名美國人喪失了生命。

飛行員們稱這空運為「糧食行動計劃」。開始時，載運的食品還不夠。1948年6月至7月，每日平均隻空運1147噸，看來俄國人的封鎖真會達到目的。但到了6月30日，當C-54型運輸機中隊從巴拿馬、夏威夷和阿拉斯加到達參加空運時，就出現第一次突破。這些飛機較大，載量也較重，使得著陸和起飛間的時間間隔可以較長。盧修斯?克萊將軍飛往華盛頓，要求多派這種飛機參加空運，結果批給了他160架。快到冬季的時候，空運量已能保持每天4000噸。在美國、英國還加上法國的年輕飛行員的努力下，西柏林不但可以維持生存，而且還有可能有點起色。

柏林機場原不夠大，這時也擴大了。坦珀爾霍夫機場增建了兩條跑道，英國機場也增建了一條。這還不夠，他們需要的是修建第三個機場。9月，法國人建議在他們佔領區的特吉爾興建。起先懷疑這個計劃是否可行，勞動力的需要看來就沒法辦到。而且他們又沒有碎石機和其他重型機械設備。但是，有了美國人的發明創造，和德國人的頑強性格相配合就能成，不久就給西方盟國上了有益的一課。有2萬名以上的柏林男女老幼自願參加勞動，每天乾三班。與此同時，C-54型運輸機開始運來必要的裝備。克萊在回憶錄中回憶當時情況時未加渲染地說，在第一次進行規劃會議時，工程師們向他提出，新機場可在3月建成。於是，「我認為有必要告訴他們，12月就要完成。」法軍司令讓?加內瓦爾將軍敢作敢為，在他的幫助下，他們真的按期完成了。他為當時的幹勁所感染，要把阻礙著新跑道的無線電發射塔也搞掉。這座塔是在蘇聯佔領區，他請俄國人把它拆除，遭到拒絕，他就帶了一個爆破隊進去，乾脆把它炸毀。

在法國佔領區建成第三個機場後，這個「糧食行動計劃」就過關了。到了12月，每日平均空運已達4500噸；到了1月和2月，更達到5500噸。現在情況很清楚，柏林不成問題了。而且還不止此，家庭和一些工業已經開始有了配給煤。克萊的C-54機隊已增至224架。到了初春，空運已達每日8050噸，有一天卸下了1.3萬噸。被封鎖的柏林正在很快變成為歐洲最富裕的城市之一。倉庫裡堆滿物品，以防俄國人還不知道他們的計劃已失敗而仍不住手。

他們是知道失敗了的。5月12日解除了封鎖，空運補給已成為歷史，原來似乎不可能的事已經實現了。如果從1948年初那幾個星期的局部的「小封鎖」算起，這次封鎖持續了15個月，而這期間美國和盟國的飛機共飛行了277264班次，運輸了食品、燃料、藥品和衣服達2343315噸，平均每個柏林公民約有一噸。這樣的戰績已膾炙人口。美國飛行員所創造的奇跡把美國大兵在休假期間醜態行為的壞影響抵消了不少。丘吉爾高興地稱讚說：「美國拯救了世界！」當然不能說是全世界，但確實可以說拯救了中歐一個關鍵部分。如果說空運補給不能代表美國的典型形象，至少它把美國最足以自豪的一面反映出來。美國海軍工程兵和空軍部隊曾自誇：「困難的任務，我們可以馬上完成；看來不可能的任務，我們多花些時間也可以完成。」這次美國真的說到做到，而且還幹得很漂亮，很慷慨。

不但美國政府慷慨大方，連駕駛員們也是如此。美國贏得的榮譽，幾乎可以說一半是由於「糧食行動計劃」，一半則是由於「小食品行動計劃」；後者是一個名叫卡爾?S?霍爾弗森中尉想出來的。他在坦珀爾霍夫機場飛進飛出時，柏林的孩子常在下面眺望，於是他便把一袋袋糖果用降落傘投給他們。這個辦法很快就流行開了，不久，所有飛行員們都這樣乾。1948年12月，他們發動了一次「聖誕老人行動計劃」。數以千計的小降落傘日日夜夜地飄下來。這是那些在天空翱翔的看不見的「朋友」，給那些年紀太小，不知封鎖為何物的柏林人撒下來的禮物。每件玩具、每個娃娃、每塊糖果都是機務人員們用自己的錢買來的。

這樣，還通過其他很多方面，歐洲大陸對美國的民族性格，逐步產生好奇心理——它對解決問題的信心、技術知識、實用主義、重實際輕理論以及不那麼有利的市儈作風。麥克阿瑟有一回以高人一等的態度對一位來訪者說：「現在重讀一下柏拉圖的烏托邦，又看看我們的成就，真是極其有趣……那些老傢夥生活在那樣落後的條件下，卻具有多麼高超的理想，多麼光輝的智慧呀！」他這種說法，是代表了很多美國人的。對麥克阿瑟之流說來(美國人恐怕大多如此)，通暢的自來水管道和說乾就乾的精神，比之蘇格拉底轉彎抹角的推理，要重要得多。

美國人即使穿著平民衣服，還未張嘴說話，歐洲常常就能辨認出來。部分原因是因為他們進餐時的習俗、服裝的式樣、不拘禮節的風度和似乎每個人肩上都掛著的一個35毫米攝影機。他們的舉止行動也別具一格。「征服者麽?」埃裡克?塞瓦賴德談及美國大兵時曾說，「他們根本不理解征服別國是怎麼回事，他們只是追擊德國人，不得不走過大地這一具體部分來打擊對手罷了。」甚至戰前他住在慕尼黑時，他就注意到他和其他美國人出去散步時，總會引起德國人的注視。他得出結論說：「美國人走起路來，可說是世上最隨便的了。不像英國人那樣身體僵直，又不像法國人那樣敦實而拘謹；他們左顧右盼，脖子轉動很是自如。」有些人說他們目空一切，又有些人說他們自信心強；當然，要確切說準並不容易，但卻一點不假。有人說：「英國人在地球上昂首闊步，似乎他們就是地球的主人。而美國人則在地球上來來往往，似乎根本不在乎地球誰屬。」

過去，荷裡活使歐洲人對美國人的形象產生錯覺，好像是遊樂場中哈哈鏡裡的人物。現在，他們印象中的美國人成了思家心切的大兵，又進而越來越成了在海外旅遊的人。這比荷裡活所介紹的形象並好不了多少。來自別國的遊客都是些特權階級，受過良好的教育，學識豐富，並多能運用幾種語言。但是美國生活水平特殊，各階層的公民，都能遠涉重洋，而且時常帶著說個不停的老婆和喧嘩吵嚷的孩子。這一代美國人，可以回到祖輩的故鄉，這對美國聲譽自然有好處，可是也使國家的聲譽受到損失。

美國這個民眾文化水平比之奧韋爾所說的「上層中產階級的下層」略低，正是他們的文化面貌引起歐洲大陸的擔心，怕整個世界會按照他們的樣子美國化。他們從大西洋那邊蜂擁而來。成批的旅遊者、技術人員、交換學者、外交官員、新聞記者、美國新聞處的圖書館員、紅十字會女職員、經濟合作署的行政官員、《第四點計劃》的農學家、後台食堂女服務員和美國商人——單在巴黎就有五千。他們在海關查驗處分頭排隊，然後就分散到內陸各地，人數愈來愈多。與此同時，按照富布賴特和史密斯-蒙特計劃，很快每年又有4萬外國學生到美國留學。歐洲人紛紛議論，這些人究竟給歐洲帶來什麼?而皮埃爾和格雷岑這些普通的法國、德國男女青年橫渡海洋又能學到些什麼?

1945年法國改用閃閃發亮的美國新電椅，代替了可愛的斷頭台，使得熱愛傳統的法國人大為不滿。這種變化多少是有象徵意義的(美國人也認為如此，不過所持理由不同罷了)。過去聖誕節來臨，穿著多彩的本地人在公共場所跳舞，而現在歐洲人卻成了賓?克勞斯貝的俘虜。他的「銀白色的聖誕」唱片到了戰勝日本那一天，已經售出170萬張，《寧靜之夜》唱片售出150萬張，而《別把我圍起來》則售出125萬張。在人類歷史中，他竟成了最受歡迎的歌唱家。農民曾在歐洲社會中起過極其重要作用，並且世世代代引為自豪，現在發現他們的同胞竟然要「美國中西部這個世界的麵包籃」供應糧食。過去喝慣了精選的葡萄釀製的美酒的人，現在改喝名為可口可樂的一種廉價棕色液體。這種簡稱為「可克」的臭名遠揚的飲料，在40年代後期每日售出5000萬瓶，其量之大可以浮起一艘輕型巡洋艦。於是法國人反擊了。打破柏林封鎖的空運補給才剛結束，巴黎的國民議會就以366票對202票通過，「在法國、阿爾及利亞，以及法殖民帝國範圍內禁止進口、製造和銷售可口可樂」。

對所謂「美國化」的厭惡，就如在過去漫長的英國霸權時代，約翰?布爾意即普通英國人。源出於阿巴思諾特1712年所著的《法律深淵》。——譯者之不受歡迎一樣，也非常普遍，而且也同樣在所難免。在歐洲看來，大洋彼岸的這個巨人，實行的是新的經濟帝國主義，使他們的自尊心受到壓製，比之老牌帝國主義更使他們感到屈辱。有同感的並不一定是馬克思主義者。當《泰晤士報》登出消息，說英國市場管理委員會每年派50名經理人員去哈佛大學商學院進修，由英國政府擔負費用，牛津大學的院長們作何感想呢?由於紐約證券交易所進行「技術調整」指按市場實際情況在帳面數字上進行定期校正。——譯者，意大利的裡拉又要貶值，羅馬人知道又有何感受呢?埃索石油公司在歐洲大陸賣出的石油比在美國售出的還多，那些獨資經營加油站的比利時小商人又是怎樣看的呢?美國商務部把洛桑只看做是海外聯合碳化物公司的大本營，蘇黎世則是穀物產品公司的海外基地，巴黎、布魯塞爾和倫敦又分別是國際商用機器公司，昔蘭尼人造絲公司和新澤西美孚石油公司歐洲分公司所在地，歐洲人對此又有何想法呢?

然而，撇開這些商業寡頭們以勢凌人的競銷不說，這個國家把最好的人才、最大的努力花在歐洲上面看來往往是白白糟蹋了。外援花了不止一千億元，而大使館竟然經常成為敵對示威的目標，迫不得已要考慮是否該安裝防震玻璃窗，這點畢竟似乎是難於接受的。接受外援時倒是毫不遲疑，但在短短一個月之內，有時還不到一個月，收受禮物的人就會公開發表鄙視美元的言論。所以就在這杜魯門時代，在歐洲頗有聲望、但確非沙文主義者的美國知識分子路易斯?克羅南伯格也憤憤不平地寫道：

美國人開始在美洲艱苦拓荒，征服大地，接著駕馭電波，控制太空。對這種創業傳統，他們完全有權引以自豪。美國人在開國時極其艱難竭蹶，而現在則非常舒適安逸，因此對其民族理想及其獨特行為方式，亦應可躊躇滿志。我們這樣慷慨大方和殷勤好客；這樣生氣蓬勃，機警活躍；貧而無告的人在別國走投無路，而在我們這裏則有無限前途。我們為什麼不可以感到驕傲呢?

其他一些人也對歐洲的批評進行回擊。《時代》周刊有一期把法國稱做妓女，令人久久難忘(於是法國國民議會中又出現一次很大騷動)。毫無疑問，這時如果總統在預算中把援外項目全部削去，威望必會大大提高，但他從沒有認真這樣考慮過。連參議員塔夫脫也知道，現在不可能再退回到孤立主義，而作為美國總統，現在再也不能隻考慮國內壓力問題。在熱核武器時代，整個地球比之戰前已大為縮小，因此對別國人民的希望和意願能否理解，已經是關係國家安全的大事。正是在這方面，杜魯門對他就任之初所定下來的規矩，一概置之腦後。他雖缺乏治國雄才，卻能靠勇氣和天賦的機靈，以補其不足。「杜魯門政府站穩腳跟以後，」迪安?艾奇遜後來寫道，「其各種政策顯示出一種新的氣象、視野和魄力，在我國歷史中都有其新穎之處，而且顯然還是集中計劃和領導的。」他接著引述莎士比亞《亨利五世》的一句話說，在國際危機的最黑暗的時刻，總統會成為並不好惹的對手，表現出「黑夜裏哈裡的一點英雄形象」，因此他能夠使得美國的盟國放心，敵人卻無法得逞。

在對柏林進行空運補給之前，整個春天，共和黨人天天看著日曆，愈看愈高興。從羅斯福上台把他們打入冷宮以來，已經過去16個年頭。他們對「那個傢夥」的所作所為還是極不以為然。在某種意義上，他們當中的多數人還在把他當做競選對手，但是他們認為他既已去世，他的魔力也即隨之消失。共和黨再也不會在那敵意的笑容、狂放的笑聲、翹起的煙嘴和閃亮的夾鼻眼鏡之前受到威脅了。

取代他的職位的是一個卑微得多的政客，看起來很像個紙糊草扎的人。杜魯門外貌絲毫不像羅斯福，他身材中常，戴副普通眼鏡，說話時音調很高，卻又平板，缺乏他前任那種有教養的特別預科中學學生的腔調，使人一聽就顯得身份顯赫。人們認為羅斯福本人有驚人魅力，所以能把主張塞進他的政綱。從這點出發推論，在下次四年一度的總統選舉時只要美國人民表態，很明顯所有這些政綱，例如憲法第18號修正案指由1933年憲法21號修正案所廢止的禁酒修正法案。——譯者，都可以全部廢止。到了11月2日一切就都行了，他們簡直急不可耐了。

那是輕而易舉的事。「杜魯門已經完蛋了。」康涅狄格州選出的秀麗的金髮女議員克萊爾?布思?盧斯說。民主黨人退避了，但沒人出面反駁。自從1946年11月中期選舉共和黨大獲全勝以來，每次民意測驗，每次政治分析家的調查分析，都是一個調子：如果哈裡?杜魯門競選總統，就註定要失敗。按照蓋洛普的民意測驗，在1947年10月至1948年3月之間，認為總統幹得不錯的人大大減少，比例降至36%，如果他競選的話，無論對手是杜威、史塔生、麥克阿瑟，還是范登堡，他都會失敗。

「假如杜魯門被提名為候選人，」約瑟夫和斯圖爾特?艾爾索普兄弟寫道，「他就會被迫進行近來最為孤立無援的競選運動。」甚至他本人也有顧慮。1947年秋天，他又一次向艾森豪威爾試探。他請陸軍部長肯尼思?盧瓦爾告訴這位將軍，如果艾克願意作為民主黨候選人競選總統，杜魯門很願意當他的競選夥伴。艾森豪威爾請盧瓦爾轉告總統，表示衷心感謝，但同時又表示遺憾。也許他想的是，如果杜魯門當他的副總統候選人，他的競選就會失敗。

1947年11月中旬，總統的特別顧問克拉克?克利福德向總統送上一份長達35頁的競選連任方案。他指出，杜魯門取得的成就遠遠超過大多數人認識所及。他使農場主得到不少好處，他把約翰?劉易斯挫敗了，他熱烈支持猶太人復國，猶太人是擁護他的。他任命了一些黑人軍官，黑人也擁護他。他把三軍改組，統一指揮，又否決了一些反勞工法案。至於大規模建築民房的計劃，那是國會山上那些共和黨反動派塔夫脫、惠利、米利金、布裡奇斯、喬?馬丁和查利?哈勒克等人拒絕討論的。一項社會保險法案的基本部分，即對老年人進行醫藥照顧，也是他們反對掉的。克利福德認為總統應在不利條件下，在第80屆國會反對派佔優勢的情況下進行競選。

杜魯門建議艾森豪威爾競選這件事，回憶錄裡沒有提及。他給人的印象是，他從沒考慮過靠邊站。事實上，直至1948年3月1日，他還是猶疑未決。那天他在基韋斯特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還說，他自己由於「對外事務和其他情況，忙得夠嗆，還沒空去考慮總統競選問題」。接下去一周，產聯表態堅決反對亨利?華萊士出任第三黨的候選人。看來這事使他認為有可能獲勝。3月9日，他把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霍華德?麥格拉思請來，對他說：「好吧，霍華德，如你認為可以，那咱們就乾吧。」麥格拉思給他弄得有點糊塗(他原來沒有要總統競選，他只不過是要他做出是否競選的決定而已)。但是他在外面大廳，卻勇敢地對白宮的新聞記者宣佈說：「總統授權於我說，如果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提名他當候選人，他將接受提名進行競選。」於是，杜魯門就開始了競選。

大多數民主黨領袖們立刻要求他退出競選。紐約市布朗克斯區的民主黨頭子、前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愛德?弗林，不肯在紐約和總統在同一講台上露面，總統的一個魁梧的助手實際上把他從車裏硬拉了出來。南卡羅來納州參議員奧林?約翰遜當眾怠慢杜魯門。阿肯色州的富布賴特提議他辭職，乾脆馬上讓一位共和黨接替他，以便國民恢復信心。由於杜魯門政府要取消種族隔離而產生隔閡，一個由斯特羅姆?瑟蒙德為首的南方六州長代表團，準備退出民主黨，另外支持一名來自南部的候選人。這樣，這次總統競選就成了四黨競選，其中兩個是從民主黨分裂出去的。在紐約曼哈頓區，民主黨主席麥克格拉思原定邀請黨內大亨們開會，請他們捐款支持競選，現在宣佈取消，因為只有三個人肯予出席。有一次，他在洛杉磯的群眾集會中提到杜魯門的名字，噓聲竟使他講不下去，提出責難的人原來是由詹姆斯?羅斯福及其他一些新政熱情擁護者領頭的。他們是志同道合的一幫。在倒杜魯門派的人中，還有詹姆斯的兄弟埃利奧特、利昂?亨德森、佛羅裡達州的克勞德?佩珀、切斯特?鮑爾斯、沃爾特?魯瑟、威爾遜?懷亞特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年輕市長休伯特?漢弗萊。伊利諾伊州的民主黨頭子傑克?阿維也宣佈他不再支持杜魯門，而美國人爭取民主行動組織則提出一個《時代》周刊稱之為「別出心裁的意見」。這的確是驚人的。為什麼以前沒想到呢?原來他們想硬拉艾森豪威爾將軍作為民主黨候選人。

1948年這個民主黨人支持艾森豪威爾競選總統的運動，富有喜劇味道。他們並不知道他已經兩次拒絕總統的類似建議，也不了解艾克自認是個保守的共和黨人(這點連杜魯門也不知道)。於是，期望艾克作為他們黨的領袖人的，除了上述那些倒杜魯門派的人以外，又加上澤西市的弗蘭克?黑格、康涅狄格州的約翰?貝利、肯塔基州的哈皮?錢德勒、喬治亞州的理查德?拉塞爾、芝加哥市長愛德華?凱利以及亞拉巴馬州的參議員利斯特?希爾和約翰?斯帕克曼。而最滑稽的事——也是一件難以原諒的無禮行為——就是華盛頓州的民主黨領袖休?米切爾給白宮一封電報，請總統擔任動員艾森豪威爾當民主黨候選人的行動委員會的主席。

這個「無艾克毋寧死」的競選運動非常受人歡迎。只要這位將軍還有可能改變態度，很明顯，杜魯門就不可能得到提名。但是，到了全國代表大會前夕，艾森豪威爾直截了當表示拒絕考慮。他宣佈：「在任何情況、任何條件或任何前提下，我都拒絕接受提名。」民主黨的黨員群眾這才放棄了這個想法。代表們也情緒一片消沉，他們確信11月大選會失敗。為了儘可能減少損失，他們請先在費城的大會堂召開代表大會的共和黨把他們用過的旗幟裝飾就地留下，以便再用。顯貴的人物總是助人為樂的，共和黨人慨然答允了。民主黨對此表示的感激之情，簡直令人可憐。他們已在考慮儘力節約，為1952年度的總統搶先作好準備。也許到那時候，艾森豪威爾會同意出面領導他們吧。

與此同時，杜魯門的班子則忙於修飾杜魯門的「肖像」，這是克利福德所用的詞兒(那時「形象」這個詞還未通用)。總統是不屑向群眾展開宣傳的，他認為這是「玩弄騙術」。但他愛好鬥爭，一想起要對共和黨控制下的國會展開進攻，他的鬥志就來了。在他的宏大戰略中，第一個戰術行動，就是每星期一向國會提出一份受人歡迎而估計塔夫脫和他的同夥們又肯定會擱置不議的議案。杜魯門一個接一個的提出開建聖勞倫斯河航道、擴大民權、聯邦政府興建民房、援華指國民黨政府。——譯者、延長戰時管制條例、建築公路和擴大互惠貿易法等一系列法案——這一切最終都成為11月大選時引起爭論的問題。

如果民意測驗果真可靠，那杜魯門獲勝的前景，在4月份時最為暗淡。但是，就是在這個時候，他的競選班子突然異想天開，想出個好主意。後來克利福德、喬治?埃爾西和查爾斯?墨菲三人都沒一個記得起究竟是誰的主意，可見當時一片混亂的情景。他們都知道，總統從來沒有學會怎樣念講稿。他低著頭看稿子，不知道該在哪裏停頓、哪裏強調，往往該是鼓掌機會，他卻繼續念下去。但另一方面，離開講稿來即席發言，他卻講得非常生動，效果很好。既然如此，為什麼不勸他在大型集會中即席發言呢?他覺得這主意不錯。4月17日，他在美國報社編輯協會念了一份準備好的講稿以後，接著臨時講了半小時美蘇關係問題。和念講稿時相比較，其效果是驚人的，也是令人鼓舞的。記者們在他結束時都紛紛喝彩，相互議論，認為他講得很好。接著他又再來了四次不用講稿的演說。到了5月14日他在五月花飯店對約一千名青年民主黨員進行政治性的宣講，把這一系列競選演說推向高xdx潮。講話結束時，他說：「我告訴你們，未來四年高踞白宮的將是一個民主黨人，就是現在對你們講話的人。」於是全場起立鼓掌。第二天，《紐約時報》稱它為「新的杜魯門式」的「戰鬥性」的講話。現在他找到適當的競選方式，感到頗為滿意，於是他和他的班子就準備在一次橫貫全國的旅行中再試它一次。

但是他們遇到了經濟困難，而且看來難以克服。民主黨的競選經費差不多用光了。整個競選期間，他一再遇到經濟拮據的難題。沒幾個財雄力厚的人對這個候選人有信心。甚至在4月份，他們就考慮削減競選經費。在五月花飯店的聚餐會後，競選班子想出一個高招。杜魯門總統為什麼不在他那每年達3萬元的旅行津貼內開支，乘火車作一次全國旅行，使全國人民知道他在國內外取得的成就，同時也就他和國會的關係問題說上幾句字斟句酌的話呢?

採用這種政治手法，說明他已是窮途末路，說明形勢對杜魯門非常不利。當然，歷屆進行競選連任的總統，往往不得不到處去為紀念碑揭幕或為大橋剪綵來宣揚自己。花納稅人的錢做這種短途旅行，一般認為無可非議，因為這樣做的目的，表面看來並不是追求黨派利益。但他這一種旅行則是另一回事了。杜魯門從一開始就聲明，他要把每一分鐘都用來抨擊共和黨控制下的國會。正如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卡羅爾?裡斯說的，說這種做法「沒有政治性」，就和說潘德加斯特集團密蘇裡州的一個著名政治集團，杜魯門是這個集團的一個成員。——譯者「沒有政治性一樣」。要不是杜魯門的競選看來毫無希望，要不是這次競選旅行從遠處看上去像是要徹底失敗，裡斯本來會在這問題上大做文章的。

6月3日下午11時5分，在國會因為兩黨召開全國代表大會而休會之前兩周，總統的專用列車拖著16節車廂，開出了華盛頓的聯邦車站，朝西方開去。按慣例杜魯門旅行愛坐飛機，但那時候人們總想總統和總統候選人乘火車旅行。這列車中最後的一節，是豪華的「費迪南德?麥哲倫」號裝甲車廂，那是由美國鐵路聯合會為羅斯福特製的。這車廂兩邊車壁鑲著胡桃木，能不停頓地和華盛頓保持無線電聯繫，而最惹人注目的特點，是在後部裝有個特大平台，上有條紋的天篷，並裝有擴音廣播設備。那時候這個平台看上去沒有什麼特別，但後來它在總統的政治歷史中，卻成了競選鬧劇的舞台。

但在人們記憶中，這舞台往往令人想起那些小小的不幸插曲。有些民主黨人以為他已同意請艾森豪威爾當候選人，帶著自製的牌子出來歡迎杜魯門。牌子上寫著：歡迎艾克當總統！哈裡當副總統！內布拉斯加州的民主黨主席威廉?裡奇，想登上「費迪南德?麥哲倫」號車廂，卻被推下車去。他生氣地對記者們說：「我肯定他不會當選，他過去幹得太糟了。他對所謂老朋友似乎比對為民主黨做出了貢獻和捐了錢的人還要好。」在另一處，有個所謂老朋友，是個1918年退伍的軍人，有人要他安排演講會，他卻以為是要搞第35師老戰友們的話舊會。於是其他的人都不準參加。結果是，在一個能容納萬人的禮堂裡，坐著聽總統演說的不到一千人。攝影記者們興高采烈，站在後排高處，拍攝各種鏡頭，藉以表明他是對著大片的空位子演講。那些照片想說明真的沒有誰對總統發言感興趣，但《時代》周刊則說總統的演講「愈來愈引人入勝，有趣得很」。

他至少有兩次是穿著睡衣和浴衣出現在火車平台上的。「我聽說他們已宣佈我要在這裏講話，」他對著一批瞠目結舌的聽眾說，「我很抱歉我已上了床，但我想即使我沒穿好衣服，你們也想看看我究竟是什麼樣子。」在加利福尼亞州巴斯托，一個女孩子望著他穿著的藍色晨袍，問他是否著了涼。他搖搖頭。她還是說：「你講話的聲音像是感冒了。」他眨了一下眼睛說：「那是因為我乘著火車，在風裏張著嘴到處講話呵。」這是實話。在俄勒岡州尤金市，他照例先向群眾介紹他的妻子貝絲(「這是我的上司」)和女兒瑪格麗特(「她比我上司還高」)，接著信口開河談起波茨坦問題。他忘了有記者在場，說道：「我喜歡老約指約瑟夫?斯大林。——譯者，他是個好人。但他是受政治局控制的，不能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於是盧斯太太就在美國東部對他猛烈開炮。民主黨終於承認了，她感到高興。她惡毒地說：「我的好老約！他們當然喜歡他嘛！他們不是把整個東歐、滿洲、千島群島、華北都給了他麽?不是在波蘭、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都讓他建立了聯合政府麽?」

哈勒克在華盛頓對記者們說，杜魯門將作為美國最壞的總統載入史冊。而俄亥俄州的眾議員克利夫?克萊文格則說，他是個「密蘇裡的蠢驢」。這時塔夫脫說走了嘴。本來倒不是大問題。他在費城對大學生聯誼會講話時，他對杜魯門「在全國鐵路各小站發表演說辱罵國會」感到遺憾。他創造鐵路小站這個新詞，從共和黨人看來，這是頗為不妙的。民主黨總部用電報通知了杜魯門火車經過的大小城鎮的市長。他們對這種輕蔑都感到憤怒，杜魯門便把他們的複電愉快地發給報界。洛杉磯市人山人海，等待總統到來，他咧嘴笑道：「這大概是最大的鐵路小站罷！」

6月18日，他回到華盛頓。他在外地兩周，走了9504英裡，在16個州發表了73次講話。在大多數場合下他都按照克利福德的意見，「拚命引起爭論」。到了旅程行將結束，他自己就已感到和群眾的情緒無形中變得頗為合拍。他在伊利諾伊州就說過，11月新的國會選出來以後，「也許這個國會，會為人民的利益，而不是為大財東的利益工作。」人們翹首望著他，互相咕噥表示同意。在華盛頓州布雷默頓，一個林場工人大聲向他喊道：「加油乾呀，哈裡！」他立即回答說：「我會加油乾的，我會加油乾的。」在斯波坎，有個人說：「向塔夫脫扔點雞蛋好嗎?」杜魯門回答說：「對塔夫脫，我可不扔鮮蛋！」「你們這個國會是再壞不過了。」他大聲說，「如果你們選舉時再讓共和黨控制國會，那你們就是一夥笨蛋，比我想像的還要笨！」人們大聲喊叫，表示同意：「加油乾呀！」和「哈裡，狠狠搞他們一下！」他又趕忙粗聲回答說：「對，我現在就是這麼乾的，就是這麼乾的！」

當然，塔夫脫說的是對的，這樣乾是卑鄙的，非常失體的，這種先例給後來的競選運動帶來醜惡的影響，而且對於像范登堡這樣的共和黨人也不公平。要是沒有他們，便不會在巴爾幹有所謂杜魯門主義，也不會有馬歇爾計劃和柏林空運。但是他是在形勢非常不利的情況下孤軍作戰，這樣的場面卻也動人。白宮的記者們就是這樣看的。他們不時地告訴在首都家裏的妻子說，總統當選的可能本來微乎其微，而他的做法幾乎使他們忘記了這一點。

費城的知名人士，用了65萬元將市容裝飾一新，為了依次讓共和黨、民主黨和進步黨在那裏召開全國代表大會。而被北卡羅來納州夏洛特《新聞報》的一名編輯命名為「狄克西黨人」見上。指美國南部各州中的民主黨人，因在民權問題上持不同政見而分裂出來的，『狄克西』，即美國南部各州。——譯者的，是在昔日邦聯的歷史聖地舉行大會。他們決定選擇東部一個城市，因為實況轉播的高頻同軸電纜，最遠只能達到大西洋沿岸地段。這一點，演講的人都清楚，而愛德華?默羅和其他著名電台評論員還堅持要用無線電廣播。在費城大會堂開會，美國東部約有40萬架小型電視機屏幕上可以收看，這在當時算是了不起的。

1948年，新聞記者們租用帶浴室的房間要付12元，都埋怨通貨膨脹。在那一年，他們認為旅館的雜務，都可以廉價僱用黑人來做。杜魯門那時已經儘力做了一些工作，稍舒黑人的困境。但是共和黨的政綱委員會在衡量之後，毫不遲疑地放棄了民權這個問題。這個問題當時還沒有引起知識界的注意。他們對威廉?福克納1948年出版的小說《不該死的人》該小說說黑人魯加士?比徹姆被控謀殺白人被判死刑，暴露美國種族矛盾。——譯者中呼籲耐心還是有點半信半疑。南方議員，對一切禁止人頭稅的法案，都還能進行阻撓，使國會無法通過。而南方的黑人們也還像祖輩一樣，生活在絞刑架的陰影之下。1947年發生過一次私刑案件，而各黨代表大會召開那年，還又出現了兩宗。

在共和黨內，當時大名鼎鼎的人物是托馬斯?杜威、哈羅德?史塔生(「駕著雙槳，破浪前進，最好人選，還是史塔生」)、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哈勒克、范登堡、塔夫脫(「乾這工作，任命鮑勃即羅伯特的昵稱，這是塔夫脫的名字。——譯者」和「要掌好舵，選塔夫脫」)、厄爾?沃倫和小約瑟夫?馬丁。威斯康星州的喬?麥卡錫和理查德?尼克遜也參加了代表大會，但都還是很小的人物。史塔生在威斯康星州參加預選時，麥卡錫只是擁護史塔生的一名代表。尼克遜也支持史塔生，不過那時還只是列席，地位低微，連當加利福尼亞州的代表都未夠格。但是，他們後來大做文章的那個問題已在這裏提了出來。史塔生要把共產黨宣佈為非法，在預選中俄勒岡州的選民認為沒有道理。但在代表大會上，代表共和黨做主旨報告的人卻宣稱：「我們要把聯邦政府僱用人員中的赤色分子和粉紅色分子都清查出來，清洗出去。」

杜威自從1月15日宣佈參加競選，或更準確地說，讓年輕的吉姆?哈格蒂代表他宣佈這個決定以來，已吃了幾場敗仗。但是，在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中，他還是領先。他往往把這些所謂粗鄙瑣事留給其他人去談，說他情願集中精力考慮重大問題。事實上他卻花了許多時間為他的外表操心。他那牙刷式的鬍鬚，僵硬的舉止，使人們想起基斯通默片裡的警察基斯通喜劇公司拍攝的默片，內容多是描寫笨拙的警察和盜匪鬥智的故事。——譯者，或是結婚蛋糕上的人像。在預選時，有些攝影師曾勸他戴上了一頂容積十加侖的高大帽子和曾被羅馬尼亞的瑪麗王后在20年代訪問美國時戴過的印第安人頭飾，照了一些相片，簡直非常離奇古怪。他為此後悔不已。對他那種不冷不熱的態度，有些刻毒的流言飛語：「你很了解他，才會討厭他。」但這種說法也欠公允。

史塔生在那年春天之所以成為杜威的勁敵，可說是事出偶然，對杜威也頗為不幸。杜威身高五英尺八，史塔生則高達六英尺三，他們在預選期間湊巧在休息時同照了一個相，看上來活像一個成年人帶著他兒子。到了舉行代表大會時，杜威穿上了一雙特製的厚底鞋。但是，以前那種形象已經形成。加上沒有預料到史塔生會在預選取得那麼多票，就更使杜威頭痛。人們原以為在威斯康星州，那些擁護麥克阿瑟的候選人，會大獲全勝，因為擁護這位將軍的人有大量競選經費，而且該州充斥著他的速寫傳記：《麥克阿瑟：天賜的英雄》、《麥克阿瑟：自由的戰士》和《偉大的麥克阿瑟》。3月29日，《紐約時報》頭號標題猜測：「麥克阿瑟在威斯康星州勝利在即。」第二天，支持這位將軍的代表們在州大會中僅得八票。於是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參議員麥格拉思對記者們說：「這使我得出這樣的結論：要保證民主黨在11月選舉獲勝，只要時事評論員們都一致預言失敗就行了。」記者們都客氣地笑起來，全國代表大會的主席先生們也有自己開心的笑料。

儘管到了全國代表大會前夕，杜威在俄勒岡州後來居上，但一般共和黨人並不屬意於他。根據這時蓋洛普的民意測驗，全國登記為共和黨人的，認為明尼蘇達州那個巨人比杜威好，比例是37%對24%。民意測驗出現這樣的數字，本來值得杜威更好地研究一下。前一年夏天，兩個共和黨人中就有一個要選舉這位短小精悍的紐約人。現在威信下降得這樣厲害，他本來應該有所警惕，特別是民主黨在羅斯福領導之下，已經成為全國的多數黨。在他當了候選人以後，他本應該向民主黨展開猛攻。誰知他接受提名的講話，卻哄得代表們打瞌睡。他說：「我們所要求的團結一致，並不只是物質方面的，並不只是具體事情和措施的問題，最主要的還是精神方面的。我們的問題不存在於我們自身之外，而存在於我們自身之中。」

他和他的副總統候選人厄爾?沃倫讓攝影記者們照相以後，他就回家休息去了。他待在奧爾巴尼，直到9月19日為止，那時離選舉只剩下六個星期。這樣，正如《紐約時報》所說的，他的競選在「近年來在野大黨的總統候選人中，時間花得最少。」看來他把競選不過當成是形式問題而已。而其他共和黨領導人也都同意。有幾個強有力的共和黨人，認為他們就要成為新政府的成員，在費城開完代表大會回家，就取道華盛頓，在同僚來到之前，捷足先登，用低價買下好房子。

「民主黨人的行動，活像來這裏參加葬禮。」美聯社在7月12日報道執政黨的代表大會時說。費城熱浪炙人，代表們慢步走進大會堂時，就像走進蒸汽浴室一樣。在三周前還是鮮艷奪目的旗幟，現在已經斑斑汙點。一面高懸著的橫幅寫道：「有了杜魯門，美國才宜人。」但是幾乎沒有誰個望它一眼。大會向人們分發了杜魯門「勝利袋」，裏面裝有一本筆記簿、一支鉛筆和一個哨子。有的人就說：「是為了去民主黨墓園的！」在貝爾武-斯特拉福德大廳的門廊上面，裝上了一個機器驢子，向過路人們閃動著藍燈泡做的眼睛，但點綴會場歡樂氣氛的也就只有這麼點。代表們都綳著臉孔，好像給人拷問過似的。反杜魯門的各州代表，剛才從動員艾森豪威爾的運動失敗中喘過氣來，現在正拚命掙扎，所以還有點微弱的活躍勁頭，但那是為了避免第三回失敗，想找一條救命稻草而已。選舉前夕，19個州的代表團長舉行了一次秘密會議。他們想請最高法院法官道格拉斯擔任候選人。他推辭不幹，他們隻好死了這條心。接著杜魯門也給道格拉斯打電話，請他當副總統候選人，他表示也不願乾。這時，看來總統好像連副總統候選人也找不到。最後，阿爾本?巴克利，忠誠可靠的老阿爾本，說他倒樂意參加競選。

杜魯門真是面子丟盡。他知道多數代表不想要他，如果他這時宣佈他不當總統候選人，他們定會起立鼓掌歡呼，然後迅速選出另一個人。亨利?華萊士看來肯定會拿到幾百萬張票，就是說，足以使他失去紐約州選票。現在，民主黨大本營的南部各州也瀕於分裂。年輕的(37歲)明尼阿波利斯市市長漢弗萊、伊利諾伊州的民主黨參議員和州長候選人道格拉斯和艾德萊?史蒂文森帶頭提出強烈的民權政綱，要求大會通過。在這點上，杜魯門本來不願多放高調。但這時北方和南方兩派正要拚個你死我活。在那次關鍵性的對政綱唱名投票中，南方代表以651.5票對582.5票之差失敗了。亞拉巴馬州的漢迪?埃利斯高喊：「再見！」接著帶頭離開會場。

南部邦聯派的人是7月14日星期三晚上離開會場的。總統那時剛到，幾乎遇到他們退場。那晚大會執行主席要求大家安靜下來時，他的專用列車剛離開聯邦車站。他坐在「費迪南德?麥哲倫」號車廂內，兩旁是克拉克?克利福德和薩姆?羅森曼。杜魯門把他的講話稿通讀一遍，以為到達會場時就直接上台講話的。後來不是這樣，也不可能這樣，因為大會正在進行提名發言。他還得在悶熱的後台等上四個小時。這是他生命中最倒霉的時刻。就在這時，人們把他帶到台下一間陰暗的房間，那房間有個小陽台，望下去是一條垃圾遍地的小巷，這倒合適。房間靠近鐵道，他可以聽到機車轟隆而過，也可以感到他的硬背椅子隨之震顫。他一會兒和巴克利談話，一會兒又和霍默?卡明斯交談，不時朝外面望望那煙塵和垃圾，抹抹前額上的汗，修改著講話提綱，瀏覽一會兒，又獨自沉思一會兒，等啊等啊。

星期四零時42分，總統終於被提名為候選人，票數是947.5張，對喬治亞州的理查德?拉塞爾的362票和印第安納州前州長保羅?麥克納特的半票。卡貝爾?菲利普斯寫道，儘管那時半夜已過，人們疲憊異常，天氣又熱，但對杜魯門的表態，「似乎一下子爆發出來，歡呼之聲，反對之聲，似乎都出自肺腑。那些不管別人在通道上來來往往，一直沒精打采地坐著的代表，現在也拿起旗幟，敲打著各種響器，參加到那無目的的長蛇舞蹈中去。新聞記者們在報界席的椅子上站起來，彼此相望，露出一副難以置信的表情。他們說，『看來倒像是真的。』」

巴克利的任命是鼓掌通過的，更顯出代表大會沒有把同樣榮譽給予那位總統的候選人。1時45分，巴克利和杜魯門在《歡呼我們的頭頭》的樂聲中登上高台。一般在這樣的代表大會上，這時本應該是最高xdx潮的時刻：兩位領導人手攜著手，高舉起來，燈光奪目，風琴急奏，男人們在摺椅上站起來，婦女們激動得涕淚橫流。當然，諸如此類的一切，現在也是有的。但還不止這些，還有一種滑稽的味道，似乎和大會一般氣氛很配合。雷伯恩主席剛開始介紹巴克利，一個肥胖的打扮過分的女人就打斷了他。整個晚上，大會主席台前都一直放著一個花砌的自由鍾，準備總統在台上出現時之用。這時她就獻給了他，或者說，準備獻給他。突然那個自由鐘下面沙沙作響——她剛來得及結結巴巴地說完「和平鴿」，一群又一群的白鴿就由這個花鐘下面鑽出來，帶著它們自己的禮品，在代表們頭上飛來飛去。設計這個戲劇性場面的人顯然不知道，但熟悉鴿子的人，都知道下一步會出現什麼。「小心衣服！」人叢中的農場主大聲叫道。太遲啦。人們整個開會時間都嘟囔著髒話，現在髒東西倒真來了，把他們的襯衣和長裙都弄髒了。幸而在1948年時，新聞界還認為這類事情太粗俗，不應讓正經的讀者閱讀，所以對這個政黨的形象還沒多大影響，這也還算是萬幸。在主席台上的薩姆?雷伯恩挽救了當時的局面。他抓住了一隻剛飛過的鴿子，猛然把它向高處一擲。代表們都歡叫起來。使他們驚喜交加的是，這一下子，他們發覺緊張情緒頓然消失，人們輕鬆起來，低聲竊笑，把弄髒了的手帕揣起，彼此開玩笑說，無論哈裡?杜魯門將來怎麼搞，再骯髒也不過如此。

還有一次更大的意外。在巴克利作了簡短髮言後，歐文?羅斯告訴我們：「疲倦異常的聽眾強打起精神，準備聽一套總統的例行演說。」誰知總統卻只是用提綱發言，那份提綱就是他在那陰冷的窗下，對著小巷，在機車噴出一陣陣喘聲中摘記下來的。他用他那即興發言的新風格發表了一篇詞鋒尖銳、震顫人心、一致對敵的演說。用羅斯的話說，「他的尖銳刺耳的、音調很高的語調使全場聽眾像觸了電一樣。」他一面作著快速而又笨拙的手勢，一面叫喊著說：「參議員巴克利和我會在這次選舉獲勝，共和黨人不喜歡也得喜歡的——你們記著吧！」他吼叫說：「要是選民們不對民主黨盡到職責，他們就是世界上最忘恩負義的人！」

他接著把話題轉向共和黨人，列舉他在醫療、住房、物價管制和教育補助等方面提出過而又被國會拒絕的計劃。他說他們扼殺這些措施，然後卻又用史無前例的無恥的、偽善的手法，通過競選綱領，說是要實現所有這些計劃。好吧，他會考驗一下他們的誠意如何的。

於是他對共和黨打出致命的一擊：「7月26日，我們在密蘇裡州稱之為『蕪菁節』的時候，我要召集國會復會，並提出一些他們在政綱中表示要為之奮鬥的法案。我的朋友們，要是共和黨有點真心誠意要實現它們的政綱，第80屆國會就應該在為期不長的會期內採取一些行動的。如果他們願意，在半個月內就可完成立法手續，而他們還可以有時間到各地去進行競選。」

《紐約時報》報道說，這一來，「代表大會沸騰起來了。」什麼天氣、什麼時辰、什麼尖銳的派別矛盾和看來是不可避免的11月份的大選失利，暫時都被人遺忘了。杜魯門等他們略靜一下，接著又把問題說明白。「他們會設法迴避這個責任，」他叫喊著，「但是，這個『再糟不過的』第80屆國會在這次特別會議的表現，將考驗他們是否說話算數！」

他們站起來，向他歡呼。他一直按原計劃進行，保持對共和黨「絕不妥協」，而會場外的反應也肯定了這一點。撰寫社論的人不知怎樣說才好。利用聯邦政府經費來作巡迴競選，已經是夠不像話的了，現在還要召集國會特別會議來為自己的政黨取得優勢，這幾乎夠條件彈劾了。范登堡對一位記者說：「看來這像是一個行將就木政府的最後的歇斯底裡喘息。」賓夕法尼亞州的眾議員小休?斯科特批評說：「這是行將垮台的人的最後掙扎，他已失去了人民的信任，而為了黨派利益，連破壞國家和政府的團結和尊嚴也在所不惜。」喬治亞州的沃爾特?喬治用了一串精彩絕倫、五光十色的比喻，他叫喊說：「南方不但處於不利地位，而且是帶上了項枷！我們給上了足枷示眾了。」

可是，各處都有人讚賞杜魯門，雖然並不以為然。「毫無疑問，他已經使代表們不再意氣消沉。」《時代》周刊寫道，「他政治上的勇氣，贏得了崇敬。」

7月份主要的大事是兩個分裂了的政黨和所謂的「蕪菁節會議」。狄克西黨人鬥志昂揚。他們的策略是把競選弄到相持不下，最後交由眾議院投票解決。他們認為他們獲得的選票會和杜魯門一樣多。7月14日他們在伯明翰市集會，一天之內，他們就把代表大會全部議程進行完畢。他們提出斯特羅姆?瑟蒙德當總統候選人，密西西比州州長菲爾?賴特當副總統候選人。但是，這些狄克西黨人堅持種族隔離的戰線脆弱不堪，時有瓦解之虞。拉薩爾和哈裡?伯德都沒有到伯明翰市參加大會，這並不是因為他們認為白人黑人應該權利平等，而是因為他們怕自己在國會裏的資望受到影響。但不管怎樣，狄克西黨人分裂出去，對民主黨總是個打擊。特別對克利福德，因為他的競選方案，本來設想民主黨南部各州是會團結一致的。

十天后，華萊士的美國進步公民聯盟又到費城，組成美國進步黨。12月29日，這個黨的領袖宣佈參加總統競選，並開始建黨運動，看來前途很是光明。他當時說：「我們集合了一批英雄人物。」進步黨人並沒有指望在1948年的總統競選中獲勝，但他們認為1952年的競選就會是他們的世界了。代表的平均年齡約為30歲，比之出席兩大黨代表大會的代表年輕20歲。美國不少大學都有代表，傳統的名牌大學代表比之所謂最大的十所大學更多，頭頭們左轉幅度較大的那些工會也有很多代表。男青年都是留平頭，那是當時學生風尚之一，穿的是敞領運動衫。女青年們穿著短襪和寬幅大裙。黑人也有很多代表。會上很多人帶著結他，唱著民歌，都是皮特?西格和現在已是副總統候選人格倫?泰勒的風格。看來每個人都過得很愉快。驟然看來，進步黨似乎頗為興旺發達。

實際上這個黨內部矛盾緊張。華萊士能羅致的新政派，只有雷克斯福德?蓋伊?特格韋爾一人，但他和李?普雷斯曼老是鬧矛盾。普雷斯曼是個共產黨人，產聯的法律顧問，後來被沃爾特?魯瑟攆走。那時人們並不是隨便給人貼上共產黨的標籤，特別在戰後最初的十年。對知名人士尤其是不輕易這麼做的。有些選民認為進步黨和杜魯門之不同，是因為進步黨是自由派，現在聽到裏面有共產黨，都覺得不知所從。然而這種思想混亂，是由共產黨人有意造成的。他們能把前任美國副總統俘虜過來，真是意外的走運。美國人爭取民主行動組織是1947年1月組成的，本來是要和共產黨作鬥爭的，而美國進步公民聯盟則是仿照美國人爭取民主行動組織建立的。1948年選舉以後三年，和共產黨斷絕了關係的邁克爾?奎爾，在美國產聯一個委員會上作證，說明了共產黨在進步黨運動中扮演的角色。奎爾是運輸工會主席，絕不是一個以「赤色分子」罪名迫害他人的人。他說，1947年秋季，他還是共產黨的同情者。那時共產黨總書記尤金?丹尼斯，就對他和其他一些工會領導說，黨組織「決定了組織一個由亨利?華萊士領導的第三黨」，華萊士「幾周內就會公開宣佈競選總統的」。

華萊士從事這個異乎尋常的冒險行動，看來猶如拉磨的牲口，是帶上了眼罩的。後來他對朋友們說，競選後期，他發現他是被人利用了，他周圍的人幾乎都公然自認是共產黨人。他一定是最後才發現的。《新共和》周刊曾經提醒過他，《民族》周刊也設法要他注意，《下午報》也警告過他。《紐約郵報》要他參加美國人爭取民主行動組織，但他不聽。他參加競選，全美國只有兩家報紙支持，那就是《工人日報》和賓夕法尼亞州的《約克日報》。記者們請他公開聲明不要共產黨支持他競選，羅斯福在30年代時就曾這樣做過，他也拒絕了。

結果是他的聲譽受到嚴重損害。參加費城大會的有3200名頗有魅力的代表，比之兩個大黨代表大會的人還要多，而且精力充沛，熱情洋溢。儘管這樣，他的共產黨助手們卻處處使他失利。他在費城沙伊布公園發表接受提名的講話，本來很有可能成為美國政治史上最重大事件之一。門票最高不過每張二元六角，最低只是六角五分——露天看台上的無產階級。參加人數超過3萬，群眾對他歡呼若狂，說明他的聲望不減當年。只要有稍許公允的輿論支持(本來他也不難得到)，他本來不難把沃爾特?魯瑟和吉米?羅斯福那班人爭取過來。在那年7月這些人是並不難說服的，他只要和李?普雷斯曼那些人割斷關係就可以了。但他拒絕了。他表示「凡是為了和平對我表示支持的人，我都不會拒絕。」一位《時代》周刊的記者說美國進步黨的政綱和共產黨的何其相似，請他注意。「我看他們的綱領很好嘛！」華萊士對共產黨的看法就是這麼談的。他還毫無必要地加上一句，「我認為共產黨人最像基督教早期那些殉道士。」

於是，華萊士競選運動的勢頭就低了下來。儘管認為共產黨人與基督教早期殉道士之間毫無類似之處的人紛紛責難，他還頑強地一直乾到底。他依然伸著手，額頭冒汗，人們熟悉的那一綹頭髮遮著一隻眼睛。他貿然南行，在北卡羅來納州的三個城鎮被人扔了不少雞蛋、西紅柿和爆竹。杜魯門對新聞界談話，對於「違反美國公平對待的傳統」表示遺憾。除此而外，總統對美國進步黨的威脅不屑一顧，認為人們對華萊士感到的新鮮勁一過，進步黨的威脅也就自然縮小。情況果然如此。隨著競選運動繼續發展，進步黨的勢頭果然逐步減弱。特格韋爾不動聲色地撤銷對他的支持，左傾的聯合電工工會則拒絕支持，而進步黨國會議員候選人也退出了地方競選。政治分析家在春季曾經認為，華萊士最低限度可獲得350萬張票。作為第三黨競選總統，他會遠遠超過1912年德布斯所獲的90.01萬票。當時蓋洛普民意測驗也估計他可獲7%的選票。但到了10月的第三周，蓋洛普的預測，已下降到4%，而到了11月2日，實際投華萊士票的，還不到這一百分比，只有1157172人。民主黨人分裂出來轉而支持進步黨，無疑使杜魯門失去紐約州。但仔細分析一下選舉結果，似乎很清楚地表明：在其他各地，他每失給華萊士一張票，就從獨立的中間派的同情者中獲得二至三票。

瑟蒙德在普選中得到1169021票。他集中力量爭取舊日南方邦聯各州，使他獲得39張選舉人票(亞拉巴馬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南卡羅來納州以及一張田納西州的選舉人票)。但我們可以認為，這比零票還要慘。民主黨發現沒有鞏固的南方各州的支持還是可以獲勝，就覺得再沒有必要同他們妥協了。瑟蒙德本來想使黑人民權的擁護者失敗，但結果反而使他們更快取得勝利。

7月26日，杜魯門到國會山，出席一次充滿敵意的兩院聯席會議，提出他的所謂「採購清單」即要求通過的法案。他發言30分鐘，被掌聲打斷只有六次，而且都來自民主黨人。共和黨的議員們拒不鼓掌。杜威還是和往常一樣警惕，對記者們向他提出關於這個蕪菁節會議的問題，避而不答。用他的話說，他不想「和杜魯門一起失去身份」。他叫赫伯特?布勞內爾全權負責，自己則躲回到奧爾巴尼的書齋中去。布勞內爾感到不安。他向塔夫脫建議，共和黨的國會領導人可以就一些沒有爭議的法案開綠燈，以使杜魯門無從攻擊國會的阻撓。為什麼不修改《安置流離失所人員法》，把其中對猶太人及某些天主教徒有歧視的條款去掉呢?大家都認為這個法案有必要修改，如果由共和黨主動提出，就會在東部各大城市地區削弱民主黨在選舉時的優勢。塔夫脫搖頭不同意，他說這是個原則問題。總統召集這次會議，是濫用職權，對那份「採購清單」必須置之不理。布勞內爾說服不了他，國會山的共和黨同僚就想和塔夫脫擺道理。范登堡說：「鮑勃，我認為我們應該有所行動。我們應該儘力表明我們是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充分利用這兩周時間的。那麼，在公眾輿論面前我們就好講話一些。」休?斯科特當時在場，據他說，「鮑勃?塔夫脫一點也不接受。『不，』他說，『我們什麼也不給那個傢夥。』凡是了解鮑勃?塔夫脫結束談話方式的人，就知道事情到此隻得結束。」

這一來杜魯門高興了。他在谘文中提出的有關控制通貨膨脹、擴大民權、提高最低工資限額、擴大社會保險範圍和資助住房建築計劃等方面的法案——其中大部分是在杜威的競選綱領中含糊贊同過的。共和黨的國會領導人在費城時對這些模糊的提法表示過贊同，但那時做夢也沒想到在總統還未選出前就要對這些政綱負責。塔夫脫的原則是有根據的，但在美國公眾面前，要做到言而有信，畢竟也是個問題。共和黨這樣意氣用事，反而證實了總統對它的看法。

8月12日，白宮發表了一份詳細報告，把總統的建議和國會的抵製作了個對比。在同一天的記者招待會上，杜魯門對這個「無所事事」的國會所開的「無所事事」的會議，表示遺憾。他說以前他對國會的各種說法證明都是有道理的，它已自行證明是歷史上「最糟的」國會。

一個華盛頓記者卻想追蹤另一條新聞。他在散會前問總統：大約兩個星期前有一個結實而貌不驚人、35歲左右的婦女伊麗莎白?本特莉，開始在參議院行政部門經費委員會作證。她和一名曾在眾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的證人、《時代》周刊的編輯惠特克?錢伯斯，現已指控一些政府僱員充當蘇聯間諜。被告人包括阿爾傑?希斯、威廉?T?雷明頓和勞克林?柯裡。總統是否願意就這些間諜問題的聽證會發表什麼意見呢?

「這些只是轉移目標的手段而已。」杜魯門厲聲說，他想的還是那第80屆國會。他說：「他們利用這個問題轉移目標，想為他們該做而不做的事情找借口。是的，我的話你可以引用。」

9月5日，星期天下午3時40分，「杜魯門專列」的司機在司機室裡把汽笛拉了兩下，離開聯邦車站去和600萬選民們會面。這次由黨內籌措經費的民主黨的競選運動終於動了起來了。這個計劃包括有兩次重要的橫越全國的旅行，每次為期十天，一次去東北各州，以及到哥倫比亞特區附近各州的短程旅行。在這第一次進軍中，總統要乘車走3.2萬英裡，發表250次演說。在當時的競選中是創紀錄的。每天從早上在農村看日出，到18小時後最後一個火車小站止，都有小鎮居民集在「費迪南德?麥哲倫」號車廂周圍，眼睛睜得大大的，高舉電筒，來看火車平台上的這個小個子愛爭論的人物，而杜魯門也總是鬥志昂揚，而且說的話都可以發表。

他按照6月份的預演如法炮製，在多數情況下總是和顏悅色，讚揚一下當地的樂隊，介紹一下貝絲和瑪格麗特，在結束非正式的閑談時，要求大家：「11月2日去投票站，投民主黨的票，那麼，我可以再在白宮多待四年。」或者說，「做正確的選擇，免得我在1949年1月20日缺房子住。」每次停車到點，火車司機就會拉一下警笛，這個江湖賣葯的班子就又繼續走上征途。

各城市裏人群愈來愈大，印第安納波利斯市有5萬，丹佛有5萬，波士頓有25萬，底特律有25萬。「沒有人跳舞、歡呼或吹口哨來歡迎杜魯門，」理查德?羅維爾在1948年10月9日《紐約人》上寫道，「大家都鼓掌。據我看，掌聲強度，和一個傳教士關於在北羅得西亞戰勝異教的一篇差強人意的報告，所獲掌聲差不多少。這並不一定是說聽他講話的人準備不投他的票，雖然我個人的感覺是，其中多數人是不會投他的票的。」

杜魯門講的話，很多是荒謬的、不負責的，有些還是帶有惡意的。他備受攻擊，孤軍作戰，全國報紙只有15%對他支持，各方面的人都說他白浪費時間，也浪費大家的時間，在這種情況下，他還能大講煽動性台辭。「共和黨人貪婪成性，」他說，「抬高物價，把美國消費者逼到走投無路。」還說他們「迷戀特權」，把杜威稱做「法西斯分子」，比之於希特拉。在艾奧瓦州德克斯特市全國耕作賽會上，他對8萬名聽眾講話，攻擊說「這屆共和黨國會，在農場主背後刺進了一把禾叉」。

9月過去，10月已到，白天變短，黑夜漫漫。超級市場裡開始有蘋果汁出售，孩子們挖空南瓜，製作鬼臉兒燈籠。初霜才現，候雁南飛，鶉鳥和簷燕接著也隨之南去。松鼠開始儲備橡樹子過冬。杜魯門的專列還在來往平治。田野上草垛棕黃，排列成行。機車蜿蜒穿進森林，只見楓樹上金黃的樹冠閃閃，鹿角漆樹一片緋紅，一聲汽笛長鳴，似在呼叫人們來聽那生氣勃勃的人介紹他老婆和女兒，擺明他的觀點，開幾句玩笑，然後揮手告別。

按照克利福德的說法，臨近10月中，這列競選專車進入了低潮。當他們在中西部一個小城鎮停下來時，一個工作人員跳下車來買了一份10月11日出版的《新聞周刊》。一條黑體大標題寫道：「50名專業政治評論員一致預言杜威將勝。」「一致！」有人隨口說了一句，引來長時間的沉默。其中一人拖著沉重腳步回來，拿給杜魯門看。他眨了一下眼睛，笑了一下，輕鬆地說：「呵，這批該死的傢夥！這些人總是錯的。別管他們，夥計們，咱們繼續乾吧。」克利福德認為，那時連貝絲和瑪格麗特兩人都不相信總統有任何可能獲勝。但是，他自己倒認為有希望，而且後來竟能證明他是正確的。10月13日下午，在德盧斯去聖保羅途中，他把一份在德盧斯的講話稿翻過來，寫上對各州票數的分析預測，交給喬治?埃爾西。埃爾西封好收起來，等到選舉後第二天才拆開。原來杜魯門預言他得340張選舉人票，杜威108票，瑟蒙德42票，另有37票則列為「未定」。不能說分析完全準確，有四張選舉人票沒有計到。但以分析選舉為職業的人，如果能像他這樣預測選舉結果，恐怕是付出任何代價也會在所不惜的。

與此同時，那個跟著哈裡之後進行全國巡迴競選的人，卻繼續進行得很順利。托馬斯?E?杜威這列「勝利專車」，組織得很好，嚴格正點，各地都有聯絡人員到站接待，有各種設備可以及時把講話稿預發給隨行的98名記者，還有高度傳真的擴音裝置能把這位候選人的深沉的男中音聲調從車後的平台傳送到新聞界的酒吧車廂。專列上設有最新的通訊裝備，不管他想說什麼，都可以傳送、播發到各地去。

但他什麼也不想說。9月末，利奧?埃根在《紐約時報》報道說：「杜威州長好像已經當選，現在只是就地踏步，等候上任。他的言談舉止，顯示出他認為選舉只會證實早已決定了的事……杜威州長有意避免同在職的民主黨總統進行任何激烈爭論。」

這兩部列車在中西部和加利福尼亞州曾先後兩次隻相隔一兩天的路程。杜魯門總是注意到這一點，並向他的對手提出一連串棘手的問題。杜威拒絕上鈎。他寧願暢談落基山的「無限風光」，談他所經過的「柔和而綿延起伏的樹林茂密的鄉村」，談那些「繁華的城市」和「肥沃的平原」——總之，談的是美利堅合眾國的「無比壯麗」。

杜魯門則談論住房問題、最低工資限額、老年人的醫療和莊稼。杜威為水辯護起來。「只要充分保持土壤，」他在丹佛市響亮地說，「我們就能採取很多措施來保障我們的前途。我們對現有的水必須善加利用。河裏的水，我們要用來耕作，還要用來發電……應從最大限度地保持水源、發電、航行、防洪、墾荒和灌溉的角度，來開發西部各條大河。」

杜魯門所謂「在背後刺進一把禾叉」的講話發表後兩天，全國都在等候共和黨領導人表態時，杜威在得梅因市卻隻說：「到了1月20日，我們將進入一個新時代。我們準備在華盛頓成立的新政府，對美國人民有信心，對其需要有深切了解，並有能力予以實現。我們將重新實現我國人民不可缺少的團結以及使美國成為偉大國家的那種精神力量。我們全國又將肩並肩地向著更偉大的未來前進，使每個美國人生活得更美好，卓有成效地致力於維護世界和平。」

杜威發表的正式講話內容這樣枯燥乏味，有辦法的記者就開始追求某件趣聞樂事、某個輕鬆的特點來點綴一下那些蒼白無色的段落。10月12日在伊利諾伊州的博庫普城，列車突然向後面一堆人群倒溜。倒退幾英尺以後，它又剎住了，沒有造成傷亡，但這位州長的情緒卻受到影響，發了脾氣。他當時怎樣說的，那就看你聽的是哪種說法了。反正他不是說「我沒見過這樣的白癡司機」，就是說「我第一次見到這樣的瘋子司機。他大概該在黎明時槍斃，但由於沒有造成傷亡，我看可以免予追究」。也許他難得講出什麼有實質內容的話，於是這句話就不脛而走，在全國各個工會禮堂和鐵路的圓形機車庫內，竟成了反對杜威的口號。

其他共和黨人則在戰鬥。休?斯科特當時是全國委員會主席，他抓住了本特利-錢伯斯的證詞，認為這個問題涉及面廣，不能輕易當成是「轉移目標」。但是杜威對此隻略提一下，又馬上轉而高談闊論：「我們有時不能按我們的信仰行事，而且經常缺乏信仰。但在我們內心中，我們相信而且知道，每個人都是信神的，每個個人都是最為寶貴的。」說句公道話，在競選運動快結束前那幾周，杜威也開始懷疑自己的策略。聽他講話人少了，而他從報紙了解到，聽杜魯門講話的則多起來了。他的策略委員會——布勞內爾，斯科特、埃利奧特?貝爾和拉塞爾?斯普拉格——決定在工業發達的西北部，來個最後攻勢；至於中西部的農場主們，他們生來就是共和黨人，可以不必為他們操心。杜魯門的冷嘲熱諷使他按捺不住，他要回擊，於是在四個居民點放手幹了起來。他說，舉個例說，杜魯門否決塔夫脫-哈特利法的谘文，乃是「160年來白宮所發出的最錯誤、最失策、最不符事實的文件」。群眾聽了覺得蠻有味道，他自己也很得意，但他的顧問們則有所警惕。哈格蒂探聽新聞記者們的反應，並向杜威報告說，記者們都認為相互攻擊是個錯誤，只是承認自己軟弱無能。為了保證杜威廣泛聽取意見，布勞內爾安排了一連串的電話會議，讓杜威和共和黨各州委會的委員們交換意見，96名男女委員中有90人參加。除了一人以外，大家都勸州長採取高姿態，讓杜魯門繼續走他的低下的路子，失盡人心。只有堪薩斯州的哈裡?達比是個例外，他警告說，農業地帶現在難以駕馭。人們認為他是杞人憂天，未予理睬。於是杜威又繼續他的聖戰，呼籲為團結、廉潔、管好水利和維護信仰而奮鬥。

一直到最後時刻，杜魯門在列車裏不斷收到帳單，因為服務行業的經理們生怕將來成為爛帳。但是，自從《新聞周刊》那一期登了使人沮喪的消息以後，專列上的情緒已開始略有好轉。在列車裏晚上的漫談中，年輕的工作人員們反覆爭論，究竟總統獲勝的可能性有多大。但是，只要他們稍為樂觀一些，就會有人提出，國內各種民意測驗，都做出相反的預測。到了最後幾天，克利福德認為有些跡象表明杜魯門影響有所加強。杜魯門按照傳統習慣，在選舉前的星期五晚，在布魯克林音樂學院向群眾大會發表講話。人們起立，向他歡呼達12分鐘。而在這些支持者中，有些人在費城代表大會之前，還曾經是「倒杜魯門」運動的頭頭。克利福德於是想到，如果再有兩個星期競選時間，他們也許會有點兒希望的。

在芝加哥市，艾德萊?史蒂文森和保羅?道格拉斯並肩站在一輛敞篷車上，去體育場參加支持杜魯門的群眾集會。行人路上站滿人群，有四五層之多，可是都默不作聲。15年前，這些人都是在經濟結構最底層的被遺忘的男女，是餓著肚子的教師和衣著襤褸的工人，英薩爾使他們陷入了困境，羅斯福則使他們得了救。史蒂文森見到人那麼多感到驚訝。似乎整個芝加哥市的人都來了，但是幾乎聽不到什麼歡呼，簡直是啞然無聲。道格拉斯說：「今天他們是來看看他們美夢的幻滅。」

《巴爾的摩太陽報》的總編輯漢密爾頓?歐文來到一位年輕記者的辦公桌前。他說：「我已把祝賀新總統的社論寫好。已經排版，準備付印。」他停了一下把眼睛一眨說：「要是杜魯門獲勝，那我就得另寫一篇，不是嗎?」他很欣賞自己這句俏皮話，樂呵呵地走開了。

《生活》周刊的訂戶在10月最後一個星期，就收到提前出版的11月1日的一期。在第37頁上，有一幅整版那麼大的杜威州長和夫人的照片，圖片說明是「下屆總統乘渡輪在三藩市灣的開闊海面上遊弋」。同時登了一篇長達八頁的關於競選的綜合報道。編輯們的結論是，美國「將拋棄杜魯門而選擇杜威」，理由既涉及「感情也涉及智力問題」。威拉德?基普林格主編的《變動的時代》周刊11月1日號封面刊登一條一英寸高的大字標題，說本期透露「杜威將有何作為」。10月31日星期天，《紐約時報》登出一篇報道，那是該報龐大的工作人員在全國各地進行長達一月之久的調查報告，反映各州選民的思想感情動向。其結論是：杜威會在29州獲勝，得選舉人票345張(有266張就可當選)，杜魯門則在11個州獲勝，得選舉人票105張，瑟蒙德4個州，選舉人票38張。另有43張選舉人票待決。調查報告還發現，共和黨將繼續控制國會兩院。為了肯定調查報告的準確性，《時報》向報道杜威的47名最敏銳的記者徵詢意見。他們在一次秘密表決中一致認為這位州長將輕而易舉獲得勝利。

《底特律自由報》在準備11月3日(即選舉後第一天)發表的社論中，請國務卿馬歇爾辭職，並勸杜魯門委任杜威的外事顧問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取代他的職位。這家報紙編輯們的理由是：「這樣就會使國內外對我們的對外政策恢復信心。」(還是那個杜魯門主義，其時正在使希臘平靜下來，馬歇爾計劃正在全面貫徹，而柏林的空運補給也已進入第五個月。)《自由報》承認：「這當然是對杜魯門要求過高。然而，為了團結和國家利益，我們有時還要對千百萬的美國人要求多得多呢」。這些編輯們對美國這位「落選」的總統倒是手下留情，說他「是個勇敢的小人物，從未追求過總統寶座，就任後不知所措，但卻傾其全力戰鬥到失敗」。《自由報》還對讀者們說，杜魯門生活上不成問題：「首先作為前任總統，他每年有希望得到2.5萬元的退休金，還可以指望有廣播電台和他簽訂合同、雜誌約他撰文，還可以寫書，這樣加起來使他撈到一筆可觀的收入，人們認為可以近達100萬元。他的前途，還不至於是由白宮通向貧民收容所。」

但是新聞界論述這位打垮了的總統，並不都是這樣寬宏大量。一位報業辛迪加的專欄作家發表文章，提出「杜魯門在治國中礙手礙腳，究竟杜威會容忍多久」的問題。有些作者也和《自由報》一樣，星期二選民投票，但星期一就寫好準備在星期三登載的專欄文章，以便星期二排版。因此，德魯?皮爾遜在開票後一天發表的文章的第一段，不禁使數以百萬的讀者感到驚訝。那段文章說：「湯姆?杜威在86天內將主持白宮，我對他周圍那個緊湊的班子進行了調查。」接著他就神氣十足地把新總統的內閣名單全部列出來。同一個星期三，約瑟夫和斯圖爾特?艾爾索普透露說：「選舉後的首要問題，是政府怎樣度過未來的十個星期……事態總要發展，總不能停下來耐心地等到托馬斯?杜威正式接替哈裡?杜魯門的職位。特別是在對外和國防政策方面，在華盛頓總要有些部門有些人有權做出決定，而又不致在1月20日後失效的。」艾爾索普兄弟建議杜威任命的國務卿和國防部長馬上以「特別助理」身份進入這兩個部，以便在杜威就任以前，指導那些即將下台的前任官吏。

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呢?怎麼會有那麼多的老成練達的觀察家肯冒那麼大的風險而孤注一擲?答案就是他們並不認為那是孤注，更不要說是冒風險了。他們長時間以來都在議論杜魯門，認為他毫無希望。他們都在文章中分析為什麼杜威擊敗杜魯門會易如反掌，相互影響之下，更認為選舉不可能有別的結果。杜魯門在競選時聲稱：「除了人民以外，大家都反對我。」這倒有那麼一點兒道理：他和選民與那些權威不同，並不認為選舉是給誰加冕，而是一次競爭。以研究競選趨向為職業的人們，認為所有的跡象都指著同一方向。凡是在野黨控制了國會，兩年後肯定就會贏得總統職位。民主黨在1930年控制了國會，後來羅斯福就當選。而且，共和黨人早就該重新上台了。羅斯福連任四屆，只能歸因於他個人的魅力，艾爾索普兄弟和皮爾遜都是這樣看的，而杜魯門所缺少的恰好就是魅力。共和黨候選人有的是錢，絕大多數的報紙又支持——當然記者們認為這點很重要，而且，最重要的是，民意測驗也都預祝其成功。

自《文摘》那次民意測驗分析完全落空以來見第四章。——譯者，已有12年了。1936年民主黨在選舉中佔壓倒優勢，頗使共和黨人難堪，再也不相信那種預測性投票。但是後來他們發現，當時喬治?蓋洛普和埃爾莫?羅珀雖然沒有《文摘》那些民意測驗者那麼有名氣，但都不靠寄來信件而採取典型統計分析，竟而預測到羅斯福大勝。那次以後，每次選舉又都證明，這些人的預測是正確的。大城市報紙，都訂閱他們的資料。相反《紐約時報》花許多錢自己進行調查，人們反而覺得稀奇。要是有哪位權威反對他們的意見，人們就會說他是傻瓜。於是就開始了這樣的循環：民意測驗預測共和黨大獲全勝，專欄作家和社論作者就作為福音來傳播。甚至有這種可能：那些原準備投民主黨票的男女，為了想表明自己和大家看法一致，於是哄騙了民意測驗人員。於是，將錯就錯；再加上民意測驗人員已變得沾沾自喜，甚至是妄自尊大(至少有一次是如此)，這樣就錯上又加錯了。

埃爾莫?羅珀是夠妄自尊大的。他在9月9日一篇專欄文章裡，在選舉前差不多還有八個星期，就宣稱他已對美國選舉人作了最後一次調查。他寫道：「托馬斯?杜威實際上幾乎已經當選了……既然是這樣，我認為如果還要像電台人員報道體育比賽實況那樣，硬要說兩隊是不相上下，那就是再單調不過，智力上再貧乏不過了。」羅珀也和許多職業的選舉分析家一樣，相信當時所謂的「法利法則」。法利在1936年的選舉預言一鳴驚人以後，說過，根據他的看法，選民在兩黨舉行代表大會時就已決定選舉誰了。他意思是說，以後的競選運動，不過是熱鬧一番，不起作用。9月份第一周，羅珀以自己的聲譽押寶，所根據的是他的工作人員在8月份所搜集的數字。可笑的是，他在選舉前的最後一周，確實又作了一次民意測驗，結果是杜魯門的形勢略有好轉。但是，杜威還是遙遙領先，因此他決定不採取兩邊下注。

三個全國性的民意測驗——羅珀，蓋洛普和克羅斯利——都錯在沒有問清調查對象是否真會投票和沒有把隻受過小學教育的選民包括在他們的典型調查之內，而這些人則多半是杜魯門的支持者。但是他們最大的失誤，還在於對杜魯門的巨大努力的最後影響，竟然視而不見。杜魯門專用列車還沒有從聯邦車站開出，羅珀就已下了結論。克羅斯利的最後報道，預計杜威獲49.9%選票，杜魯門44.8%，其餘的選票則為瑟蒙德和華萊士。這是將8月中、9月中和10月中不同時間來自各州的典型統計混在一起進行分析的。三家中最認真的是蓋洛普，他是應該意識到國內發生什麼變化的。他9月24日的報道，估計杜威獲46.5%的選票，杜魯門則有38%。但他在選舉前兩天登載在星期日報紙上的最後一篇專欄中，說明杜魯門聲勢猛增，達到44%，而這數字還是依據兩周前進行採訪得來的。克利福德說得對，美國人的態度每天都在變化，幾乎是每個小時都在變化。

現在超過40歲的美國人，在記憶中有四件事特別突出：珍珠港事件、羅斯福逝世、1948年的選舉和約翰?甘迺迪被刺。男人們也許會忘掉他21歲生日那天發生過什麼事，女人們也許會忘了她怎樣失去童貞，但每個人都想得起來他或她聽到這四件事時是在什麼地方。這些事成了人們生活中的裡程碑。正好像他們的雙親會說「我們是在停戰後相遇的」，或者說「股票市場大崩潰時，我們剛搬了家」；而他們這搖擺音樂的一代則把個人生活的事情，在日期上和達拉斯的槍聲、日本對夏威夷的襲擊、羅斯福在溫泉中風、杜魯門競選獲勝的奇跡聯繫起來。

那天晚上，大家都以為可以早睡。吉姆?哈格蒂在紐約羅斯福飯店的舞廳對記者說：「午夜之前，戰鬥就可能結束！」杜威在東第51號街一所學校裡投票後，一個辦事員在上面辦公室一個窗口對他喊道：「祝你順利，總統先生！」他本人預料，他和夫人在東第93號街六號他的好朋友羅傑?斯特勞斯家裏進餐時，杜魯門就會來電，承認競選失敗。在華盛頓，民主黨傳統是在五月花飯店集會，而共和黨人則是在斯塔特勒飯店。現在斯塔特勒飯店已把舞廳佈置一新，準備好禮服上的襟花，好讓夫人小姐們到場時每人戴上一朵。與此相反，五月花飯店卻毫無動靜。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肯定必然失敗，連飯店的舞廳也未予包定。委員會的成員們想把錢省下來為1952年競選時用，乾脆回到他們當辦公室用的套間，把電話機掛斷，開兩瓶威士忌酒，坐下來準備守夜。誰都沒帶收音機，因為這是惟一一個可以不必收聽新聞的晚上(在60年代或70年代，他們準會有一人在衣袋中帶一具半導體，但在1948年，手提收音機還是頗為笨重，還得要用牆上的電源插座)。這一夜，政治形勢發展迅速，委員會的成員們都遠遠落在後面。《紐約時報》的卡貝爾?菲利普斯也同形勢失去了聯繫。他報道了杜魯門競選消息以後，就回到曼哈頓，買了一件價值47.5元的大衣(那時算是價格高昂的了)和一張戲票去看林恩?方坦恩和艾爾弗雷德?倫特的新戲。當新罕布希爾州開始零零星星地發來選舉結果時，菲利普斯正走進在第47號街的劇院大門。他坐在那裏看了兩場戲，對外面那一出更為精彩的戲，卻毫無所知。

最初從新罕布希爾州報來的數字使杜威頗為驚訝。雖然他還是領先，但優勢比不上1944年。這個州原是共和黨的堅強堡壘，任何共和黨候選人都料不到領先得那麼少。他匆忙回到飯店的套間，和家人和幾個密友坐在收音機旁，聽著和看著給他送來的選舉結果的電訊，在拍紙簿上記著數字。

杜魯門總統則在密蘇裡州。在特工人員亨利?尼科爾森和吉姆?羅利1963年11月22日，他已任特工機關的頭頭。的幫助下，他早幾個小時就避開了新聞界。下午4時30分，他們驅車到了離獨立城30英裡的風景區愛克瑟爾西奧溫泉，在埃爾姆斯飯店休息。總統洗了個土耳其浴，6時30分回到房間，吃了一個火腿三明治和一杯牛奶。他把床邊的收音機打開。一位廣播員說，他以幾千選票之差，初步領先。他就上床，幾乎立刻就入睡了。

7時45分，《芝加哥論壇報》一位編輯頗為傷腦筋，因為要做出決定。該報的晨版要付印了，要準時送到街上讓深夜從劇院散出來的觀眾買到手。這位編輯要選擇一條標題，不能隻說總統選舉已經結束，因為這是誰都知道的。他需要一條實在的消息。杜魯門是在領先，但在未弄清這些初步結果來自新英格蘭哪個州以前，這些數字是毫無意義的。舉例說，共和黨候選人也許會在康涅狄格州佔絕對優勢，但是如果哈特福德像過去一樣，先將選舉結果公佈，這個數字就會表明民主黨獲勝。但甚至康涅狄格州的評論員也說不出數字來源，他本人也不知道。因為他要搶先廣播，一有紙條送來，他就在電台裡讀起來了。

這樣《論壇報》大樓裡的編輯，在還未知道具體情況之前，就要擬定他的標題。於是他隻得依靠這次選舉中有把握的情況，在大樣上寫了個通欄標題：杜威擊敗杜魯門。

這時，選票累加數還不說明問題。杜魯門初步領先是早就料到的，民主黨力量主要是在城市裏。城市裏有選票計算機，通訊設備又較好，所以選舉結果的消息到得最早。但是，排除了這個因素來進行分析，杜威似乎在紐約州和新澤西州獲勝(但這僅僅因為華萊士在這兩個州都取得大量選票)。除了馬薩諸塞州和羅得島外，他在整個東部各個工業州都佔優勢。這使他認為更有把握，因為這些地區在傳統上是民主黨勢力範圍。而且，瑟蒙德又使杜魯門失去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亞拉巴馬州和南卡羅來納州。但是儘管這樣，杜威領先之少，令人不可思議。有些地區本來是共和黨的堅強堡壘，但共和黨卻隻以幾票領先獲勝。在一些地方，杜魯門得到的選票比當年羅斯福還要多，在各主要城市中，他在選民票上都處於領先地位。

真正使人震動的消息來自阿巴拉契亞山脈以西的各州。民主黨候選人在威斯康星州、艾奧瓦州和科羅拉多州都遙遙領先，而這三個州原都是共和黨的老地盤。而且當西部11個州的初步選舉結果到達時，杜威似乎只在俄勒岡州取勝。

10時30分，倫特在紐約上演的戲第二幕落幕了。卡貝爾?菲利普斯覺得口渴。在第一次幕間休息時，他沒有離開座位，現在他想去附近一個酒吧盤桓一下。他要了蘇格蘭威士忌酒，這時聽到收音機裡的廣播員念出各個州名、各個選區和分選區數以及一大堆不易理解的數字。菲利普斯已向酒吧間服務員付了錢，一口威士忌酒還未下肚，突然廣播員用清晰的聲音報道說：「杜魯門領先，看來是無可爭議的了。如他能在俄亥俄州又領先的話……」

菲利普斯噎住了，連威士忌酒也嗆得吐了出來。他立即跑出大門，向著《時代》廣場跑去。在途中，他想起他的新大衣，停了一下，決定不管它，飛奔報社。

每隔15分或20分鐘，電台聯播的播音員就請喬治?蓋洛普博士就收到的統計數字發表意見。蓋洛普解釋說，民主黨目前領先，但等農業地區的選票結果出來時，這種領先就會不存在了。到了11時，農業地區的選票開始報進來，仍是投民主黨的。在平原地區各州的人們，都還記得哪個黨幫助過他們維持糧價和解決穀物儲存問題。

晚上11時，赫伯特?布勞內爾走進羅斯福飯店的舞廳，宣稱杜威已獲勝。黨的工作人員歡呼起來，但他們還未來得及問清詳細情況，他又急匆匆走上樓去了。看來哈格蒂對杜威的壓倒優勢估計過高，他們並不能在午夜前結束戰鬥。

午夜，杜魯門醒來了，他過了一會才弄清自己是在這個陌生的飯店房間，接著他又打開收音機。那是H?V?卡爾登邦在廣播，他說按選民票計算，杜魯門雖然以120萬票領先，他「無疑仍已被擊敗」。總統把他的播音關斷，又翻身入睡。

有一個人剛來到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華盛頓總部，他路上聽到廣播，帶來消息說總統絕沒有大敗，在一些州他甚至還領先。當然，「農場主那邊還沒有消息。」有個工作人員建議派人取一架收音機來。他們聳聳肩膀，才點頭同意。趁一切結束之前取樂一番也好嘛。

「這時，」理查德?羅維爾寫道，「斯塔特勒飯店這座堡壘正在搖搖欲墜。共和黨的夫人小姐們咬著襟花強作鎮靜，共和黨的先生們緊張得滿身大汗，連衣領也軟蔫蔫的了。」

午夜過後不久，在羅斯福飯店舞廳中的慶祝氣氛開始換成焦急不安，接著則是驚慌狼狽。到了這樣深夜，他們才肯定杜威在他自己家鄉那個州獲勝，但是僅僅是以6萬票領先。如果華萊士沒有參加競選，杜魯門也會在這裏擊敗他的。

現在，看來結果取決於俄亥俄州、伊利諾伊州和加利福尼亞州了。儘管說來難以令人置信，在現有票數基礎上，杜魯門在這三州中任何一州獲勝，就可以當選。但是這三個州都是拉鋸戰。他一會兒在一個州裡稍微領先，一會兒杜威又趕過了他。清晨1時45分，布勞內爾又到舞廳來，再一次發表杜威獲勝的消息。他為什麼這樣做，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他贏得幾聲微弱的歡呼。其餘的人只是瞪著眼看著他。

清晨4時，特工羅利把總統喚醒，建議他再打開收音機聽聽。他現在已經以200萬票這個驚人數字領先了。H?V?卡爾登邦還在說，他看不出杜魯門當選有任何可能性。他那聲音，杜魯門到死也忘不了，而且老是向朋友們尋開心地模仿他。

總統把衣服穿上，叫特工們驅車把他送回堪薩斯城的繆爾巴赫飯店，因為據他說「看來我們要再待四年了。」他們上午6時到達。倦容滿面的記者們都感到納悶：他究竟上哪裏去了，好像剛剛睡過覺的樣子。

4時30分，總統的車子從愛克瑟爾西奧溫泉的埃爾姆斯飯店開走時，哈格蒂在羅斯福飯店召集記者，說他已和杜威交換過意見。他說：「我們還在戰鬥。選舉結果還在報來，但看來在天明以前我們不會確切知道勝負如何。」35分鐘以後他又再次出現。「現在，我們不作任何估計，也不作任何斷言。」他說。

黎明後不久，這位筋疲力盡的州長上床睡去了，他還沒有意識到他已被擊敗。正當他昏昏入睡時，他的消瘦勞累的助手們知道最後一線希望也已失掉。上午9時30分，杜魯門以7000票領先，在俄亥俄州獲勝。這樣他就拿到270張選舉人票，足夠當選總統。一小時後，杜威睡醒，他才知道他在伊利諾伊州和加利福尼亞州也被擊敗。上午11時14分，他承認失敗。杜魯門總統不但競選勝利，在選舉人團中也取得出色的勝利——票數是304票田納西州一個原先擁護杜魯門的選舉人，後來轉而支持瑟蒙德。對189票，另有38票是狄克西黨人的。不但如此，國會也與他一道取得勝利。在第80屆國會中，共和黨是以51席對45席控制了參議院，以246席對188席控制眾議院。現在民主黨以54席對42席在參院佔了優勢(比上屆多了9席)，又以263席對171席在眾議院取得優勢(比上屆多了75席)。保羅?道格拉斯、休伯特?漢弗萊、林登?約翰遜和埃斯蒂斯?凱弗維爾都當選參議員。門南?威廉斯當選為密執安州州長，切斯特?鮑爾斯為康涅狄格州州長，艾德萊?史蒂文森為伊利諾伊州州長。

塔夫脫這時暴跳若狂。「我不管對這件事情怎樣解釋，」他說。「又把那麼粗鄙的小政客送回白宮簡直是違反普通常識。」但在其他各處，杜魯門這樣取得勝利，使那些有宿怨的人也為之折服。「對這樣一個本已失敗但又總不肯低頭挨打的人，你只有對他致敬。」極端保守的紐約《太陽報》寫道，「杜魯門先生之所以取勝，是因為我們這個國度，仍然是愛戴敢於戰鬥的人，仍然尊敬那些不屈不撓的人。」這次成功其實不只是個人的勝利。選舉後兩天，沃爾特?李普曼寫道：「杜魯門先生本人的勝利、國會兩院裏民主黨又成為多數、民主黨在這樣多的州中取得優勢，都證明民主黨有巨大生命力，這是羅斯福從1932～1944年領導和發展的黨……羅斯福死了，他建立的黨還存在，而且無疑還是美國政治上的支配力量。」

選舉後第二天，新聞記者和社論撰稿員都互相避開視線。新聞界和向他們提供消息的人都成了全國的笑柄，他們自己也知道。艾爾索普兄弟寫道：「職業政治家、民意調查人、政治記者們以及其他自作聰明的人和預言家們，現在能繼續以權威姿態談論問題的只有一個，這就是怎樣燒那老烏鴉。」燒烏鴉吃是美國俗語，是低頭承認錯誤之意。——譯者當總統和當選副總統回到華盛頓時(杜魯門這時高舉《芝加哥論壇報》的「杜威擊敗杜魯門」的通欄大標題)，他們受到75萬人歡呼，《華盛頓郵報》大樓正面，掛一條橫幅「總統先生，你什麼時候把老烏鴉端到桌上，我們就吃。」賴斯頓給他自己的報紙《紐約時報》寫了一封信，「我們和別的記者們過於缺少聯繫了，並且我們對民意測驗的大量統計數字也過分相信了。」《時代》周刊說，報紙「把報道職責委給民意測驗所了」。有幾位報紙發行人大怒之下，停訂了民意測驗報道，民意調查人也低首認罪。蓋洛普只是說：「我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一位《紐約時報》的記者想起打電話給《文摘》最後一任編輯威爾弗雷德?芬克，請他發表意見。芬克回答說：「不要認為我是惡意的，但我對這件事確實覺得非常好笑。」

後來，密執安大學的「調查研究中心」對各種民意測驗機構進行了一次民意測驗，而蓋洛普和羅珀也認真地對自己工作進行了檢查總結。各方面結論倒是驚人的一致。密執安大學發現，投杜魯門票的24105000中，14%，或者說有3374800人是在競選的最後兩周才決定投他票的。蓋洛普和羅珀採取不同的方法進行研究，發現每七個選民中就有一個人(即6927000人)是在選舉前最後兩星期才決定選誰的。在這些人中，有75%選了杜魯門(即5195000人)，25%選了杜威(即1732000人)，相差3463000人。既然杜魯門在11月2日比杜威多2135000票，結論只能有一個。不管用密執安大學還是用蓋洛普-羅珀的數字，都證明大約有330萬拿不定主意的人，到了競選行將結束時才決定了誰勝誰負。正是在這期間，杜威在本能上本來要採用杜魯門那種不管粗鄙與否、給他致命一擊的方式，但由於所有的專家顧問們都認為他不該如此，他也沒有這樣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