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新聞調查」的第一天，有個小姑娘沖我樂。一隻發卡斜在她腦門上，耳朵上戴四五個滴哩哩的耳環，掛著兩條耳機線，走哪兒唱哪兒，一條短裙兩條長腿，嘰嘰呱呱，你說一句她有一百句。

她二十三歲，痛恨自己的青春，尤其見不得自己的紅嘴唇，總用白唇膏蓋著，「這樣比較有氣質」。哦，這好辦，我叫她老范。她掙扎了一陣子就順從了。

這姑娘大學畢業自報家門來應聘，領導每次開口問問題，她都立刻說：「你先聽我說……」張潔估計是以一種對女兒般的容忍，讓她留下來的。

「我是三無人員，」她說，「無知，無畏，無恥。」

我心想，你真是沒吃過虧啊姑娘。

她還挺會為自己找理論依據的：「有句話叫『陰陽怕懵懂』，我就是懵懂，嘿。」是，瞧她找的題：一周之內，同一班級五個小學生連續用服毒的方式自殺，沒有人知道為什麼，獲救的孩子都保持沉默。媒體認為可能是邪教造成的。她到處找人，說來說去，沒人搭理，最後找到我。

我不相信太邪門的事，我更感興趣那個沉默的原因。

張潔看著我倆，心知這種節目多半是白花錢，平常選題都得有個七八成把握了才出發，不然徒手而歸成本太高，但他是個對姑娘們說不出個「不」字的領導。「去吧，省點錢，別雙機了，也別帶錄音師了，一個攝像就夠了……哎哎，也別帶大機器了，帶台DV。」他說。

從機場出來打車，師傅姓毛，一臉西北人的清剛，車上放著一盤鄧麗君，他聽了好多年，放的時候像鋼絲似的。我和老范搖頭擺尾地跟著合唱《償還》：「沉默的嘴唇，還留著淚痕，這不是胭脂紅粉……」毛師傅從後視鏡裡看我倆一眼，又看一眼，樂了。

西北壯闊，赤金的油菜花開得像河一樣，沒完沒了。青蒼的山轉過一彎，還是。

我說我也喜愛美劇《老友記》，陪我多少年。老范「哈」一聲撲上來，搖得我披頭散髮。

同行說當地政府不支持媒體採訪。趁著月黑風高，我們找到最後一個服毒的小楊家。

武威在河西走廊，古稱涼州，雙城是這西部邊塞的一個小鎮，三萬多人，過了晚上十點，只有幾戶燈光。小楊家燈是亮的，院子裏一塊菜地，堆著化肥，一根水泥管子上晾滿了鞋。父親醉酒剛回，紅著臉，粗著脖子敞著懷，說不清話，母親坐著一句話不說。我們剛坐下，大門「咣」一響，來了五六個當地大漢，不說是誰，要趕我們走。老范跟他們吵人權和新聞自由，雙方驢頭不對馬嘴，倒是能互相抵擋一陣子。

我抓住機會問小楊：「你願不願意和我一塊回武威，回我們住的酒店採訪？」那男孩子之前垂著細脖子，只看到兩彎濃眉毛，一直不說話。我不抱指望地問了這麼一句，但他說：「我願意。」

我蹲在地上，有一秒鐘沒回過神，居然問他：「為什麼？」

他說：「因為我看過你關於非典的報道。」

幾個月前做非典報道得到的所有榮譽稱讚，都比不上這一句。

回酒店的路上，毛師傅老到得很：「後面有車跟。」我們往後看，普通黑桑塔納，只有一個司機，後座上沒人。

我們在酒店下車。第二天，毛師傅來接我們，說昨晚我們走後，桑塔納上下來兩個人，上了他的車，問：「剛才那幾個人是哪兒的記者？」

毛師傅直接把車拉到110，把兩個人卸在警察那兒，回家睡覺去了。

後來知道這倆人是鎮長和他的同事。我們去找：「這事兒還用這麼躲閃啊，跟你們又沒啥關係。」

鎮長心一下就寬了，把遮著半邊臉的大墨鏡摘了。

我奇怪：「當時我怎麼沒看見你們呢？」

他得意：「哎呀，你往後一看，我們兩個立刻倒在後座上。快吧？」

採訪小楊，他不肯說什麼原因。我說：「我想去現場看看，我明天會去你們學校。」

他忽然問：「我能不能跟你一道去？」

第二天，這孩子帶我去學校。校長來給我們開門，中年人，頭髮花白，一見人就用手往後爬梳，不好意思地笑，「這幾個月白的，」說話聲音是破的，「心裏難受，壓力太大，精神幾乎都崩潰了。」他勉強綳著笑，臉都抖起來了。

找到六年級的瓦房，一張張桌子看，有一部分課桌上有歪歪扭扭的「519」，一刀刀刻得很深，後來刷的紅漆也蓋不住。小楊在其中一張桌子邊停下來，低頭不語。

桌子是第一個服毒女孩苗苗的，死亡的日期是五月十九號，與她同時服毒的女孩小蔡經搶救脫險。兩天后，五月二十一日中午，同班同學小孫服毒，經搶救脫險；五月二十三日早上，小倪服毒，經搶救脫險；五月二十三日晚，小楊服毒，經搶救脫險。

幾個孩子桌子上都刻著「519」，苗苗父母認為他們是集體約定自殺。

鎮上的人卷著紙煙，眼裏放著光，說不清是興奮還是恐懼：「跟你說吧，肯定是個什麼教，聽說還有白皮書呢。」眼鏡掃一掃旁邊的高台，「還有這地方，邪得很。」高台叫魁星閣，說是一個供著魁星像的高大石閣，他們說出事的孩子常常在上頭待著，還刻了什麼字。

我跟老范對視一眼，心裏一緊。

小楊不肯多言，說你們去問苗苗的一個好朋友小陳吧，她都知道。

我們找到這姑娘家，小女孩十二歲，穿件碎花白襯衣低頭掃地，髮根青青，小尖臉雪白。看見我們進來，不慌不忙，揚揚手裏的掃帚說，「等我掃完地。」一輪一輪慢慢地掃，地上一圈一圈極細的印子，掃完把掃帚繩往牆上的釘子上一扣，讓她媽給我們拿凳子坐，轉身進了屋。我隔著竹簾子看她背身拿著一張紙，打了一個電話。

她撩了簾子在我對面坐下，我問什麼，她都平靜答：「不知道，不清楚。」

我說：「苗苗不是你的好朋友嗎？」

她說：「我們班上的人多了，哪個都是朋友。」

我愣了一下：「那這個事情你不關心嗎？」

她不緊不慢地說：「學習這麼忙，關心不過來。」

她看著我，禮貌地等著我往下問。我看著她，飽亮黑圓的眼裏沒有表情，隻映出我自己。我問不下去了。這時候窗外鞋聲敲地，幾個成年人進來，說：「你們有記者證嗎？」

他們穿著深藍夾克黑皮鞋，這次不是鎮上的，看來是市委宣傳部的，不希望我們呆在村裏，一車直接拉去了當地的雷台漢墓：「報道這個多好。」前後都有人跟著解說。老范倒隨遇而安，她第一次到鄉村，看到地上有活的小青蛙，跟在後面跑，又笑又叫，宣傳部的同志沒見過這麼天真的記者，再嚴肅都看樂了。老范又吃驚西北壯麗的天色，大叫著指給我看：「雲！」

走在前頭的宣傳部負責人三十多歲，名字結尾正是「雲」字，他驚喜又羞澀地轉頭：「叫我？」

眾人鬨笑。這一笑之後，都不好意思再綳著臉了。

之後再聊節目。我們說：「這個事情誰都困惑，處理起來也棘手，但是不公開，被認為是邪教，對誰都不好。我們多了解一些，你們也多些處理的經驗，是不是？」

雲嘆口氣：「這事我們都查了這麼長時間了，一開始也當邪教查。沒有這事，搞不明白，你們去看吧。」

我們去了魁星閣，門已經被鐵絲扭住掛了鎖，有小孩子手腳並用，沿著斜的牆面蹭蹭爬上去，一坡青磚被他們磨得溜光水滑。我找人開了門，沿台階轉上去，魁星像也不知道哪年哪月就沒了，空空蕩蕩的像個戲枱子。有個原來刻著文字的照壁，出事後被政府重新粉刷一遍，用石灰蓋住。照壁不大，我沒帶工具，用手擦，石灰乾又薄，底下的字露出來，小鉛筆刀刻得歪歪扭扭的「一見鍾情」或是「武林盟主」，不過如此——我在小地方長大，不奇怪小孩子為什麼常常待在這兒，大概這是小鎮唯一有文藝氣息，能帶給他們一點幻想的地方。

小地方沒有電腦，沒有書店，學校裡唯一的娛樂設施是乒乓球枱子，兩塊磚頭壘起來算是球網。地攤上賣的還是鄭智化在九十年代的磁帶。小楊的房間裡貼著一張四方大白紙，上面抄著愛情歌曲的詞，和歪歪扭扭的簡譜。

政府的人說他們搜查學校的時候，有學生確實把幾本書扔到了房頂，是青少年雜誌，有一頁折過角，是一個女孩為了愛死去的故事，角是苗苗折的。

我問這是不是她自殺的原因，小楊有點不耐煩的不屑：「怎麼可能？她們都看。」

農村孩子上學晚，雙城小學是六年製，苗苗已經十三歲，我在她這個年紀已經快初中畢業，班上女生全都手抄淒美愛情故事，喜歡那種戲劇化的感傷氣氛，苗苗小本子上的貼畫跟我那時的一樣——翁美玲。

「那我們就理解不了這件事了，」苗苗的父母說，「我不相信我女兒能影響別人也去自殺，小孩子能有多深的感情？」

苗苗是服老鼠藥自殺的，當時另一個女孩小蔡跟她一起。

我們找到小蔡家，她母親攔住門說：「不要拍，我女兒早好了，以前是被人帶壞了。」

我問她：「你知道她為什麼服毒嗎？」

「……」

「她多長時間沒說話了？」

「十幾天了。」

「你擔心嗎？」

「……」

「讓我試試吧。」

她讓出一條路來。

小姑娘細眉細眼，坐在門口的小凳子上。我們都痛恨用馬賽克壓在人臉上的醜陋和不尊重，攝像海南很有心，在背後用逆光剪影拍她，能看到深藍的天空和院子裏青翠的南瓜葉子。一根倔強的小歪辮子，投射在地上的光影像是內心的流動。問她，不吭聲。我給她一瓶水，她像抱洋娃娃一樣斜抱在懷裏。

我握住她的胳膊，小小的手腕上，刀痕刻著小小的「忍」字，用藍墨水染了。

「忍什麼呢？」

她不說話。

「能睡著嗎？」

孩子搖搖頭。

「想什麼呢？」

她不說。

我們倆對著，沉默了一會兒，我跟她說：「我像你這麼大的時候，有一個好朋友，叫高蓉。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忽然有一天說她不再上學了，第一天晚上我一個人回家的時候，我特別傷心。後來我長大一點兒了，就明白了，人總是要分開的，但有的東西永遠在的，就像課本上那句話，『天涯若比鄰』。」

小蔡臉上淚水縱橫。

她回身進了屋子，從本子裏拿出一張紙條，歪歪扭扭的粗彩筆寫著「我們六個姐妹是最要好的朋友，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底下是六個人的簽名。

一個天真的誓言。

小蔡說苗苗自殺的原因是幾個月前的一次聚會上，有男孩子摸了苗苗的胸部，被幾個低年級的學生看見，傳了出來，「說得很可怕」。從那時候苗苗就開始有自殺的念頭。

我問：「什麼讓她最痛苦？」

「從聚會的那天起，很多同學罵她……」

小楊後來給我看過他的筆記本，寫到苗苗時說：「她是一個走投無路的人，仍然有自尊的需求，我懂她的心，所以我很傷心。」

他不說具體的事，我隻好問他：「以你對苗苗的了解，你覺得她最不能忍受什麼？」

他輕聲說：「也就是別人對她的侮辱吧。」

四月二十九日，苗苗在小賣鋪用五毛錢買了一袋顆粒狀「聞到死」老鼠藥。在周會上，她從抽屜裡拿出來吃，被同學看到。「你要吃，我們就都吃。」十幾個人為了攔住她，每人服了兩粒。老師在講台上，沒看到。

我嚇了一跳，問小蔡：「然後呢？」

我第一次見到孩子的苦笑：「那葯是假的。」

這件事後，苗苗說她還是想死，小蔡說那咱們一起。

「朋友比生命還重要嗎？」我問小蔡。

她的聲音很輕：「也許是吧。」

五月十九日，下午課外活動，苗苗一個人在操場上看書，同班一個男生用手中的彈弓繩勒了一下她脖子，然後放開。她拾起地上的東西打他，沒打著。兩名男生看見了，其中一人故意大聲說：「他摸了苗苗乳房！」

放學回家後，苗苗和小蔡到小賣鋪買了一瓶粉末狀「聞到死」，老闆還搭給她們一瓶。她倆打了一會兒羽毛球，在旁邊的小商店借了個玻璃杯，在水龍頭接了水，把老鼠藥溶解，在一個凳子上坐下，背對背，手拉手。

小蔡說：「我們都笑了。」

「為什麼會笑呢？」

「想笑著離開世界。」

「死亡不可怕嗎？」

「不可怕。那是另一個世界。」

「什麼世界？」

「沒有煩惱的世界。」

「誰告訴你的？」

「自己想的。」

苗苗的褲兜裡裝著她的遺書，開頭是：「爸爸媽媽，你們好，當你們看到這封信的時候，我已經到另一個世界裏快樂生活了。」

苗苗死後，十幾個孩子曾經曠課翻牆去醫院的太平間看她，發現他們的醫生說：「我從沒見過小孩兒那麼痛苦。」

從太平間回來之後，有個叫小孫的孩子再沒說過一句話。老師說：「我沒覺得他有什麼不對。」

中午小孫他媽看他愣愣站著，就說：「你放了學也不吃飯，整天玩……」隨手拿了箱子上黃色的塑料包裝皮，在他頭上敲了兩下。她一直想不明白：「沒使勁啊，怎後來就不答應了？那幾天風氣也不好，小苗家喝葯了，我說你是不是也喝葯了？！他氣呼呼地：『哎，就是的！』」他轉身就找瓶農藥服了毒。

「小孫是我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同班的小倪說，「我想他一定死了。」他哭了一個晚上。學校害怕學生出事，開始要求每個孩子必須由家長接送。老師在大門口查崗，看見小倪一個人來上學，罵了他幾句，不允許他進校門：「萬一在學校發生意外怎麼辦？」

小倪在門口蹲了一會，回家拿了農藥，在麥田裏服下。

三起極端事件之後，政府成立專案組進駐學校，身穿警服的人傳訊與服毒者親密的學生，在沒有監護人的情況下訊問。小楊被傳訊了，警察詢問他與苗苗是否發生「不正當關係」。

小楊說：「我解釋，他們不聽。」

當天晚上他也服毒，被洗胃救了下來，他說：「我受不了侮辱。」

二○○三年雙城鎮人均年收入不到三千元，孩子的家人都是農民或個體商販，生活不容易。苗苗的父親說：「給她吃好的，穿好的，還要啥？」小楊的父親當著我們的面，手扣在肚子上罵兒子：「你為什麼不幹脆死了呢？給我惹這麼多麻煩。」小楊的母親蹲在地上哭：「你把我的臉都丟完了。」

小楊嘴抿得緊緊的，掉頭走了。

我跟上他，他臉都歪扭了。「你不要跟別人說，」他說，「等你調查完了，我就不在這世界上了。」

「如果是因為我們的調查，我今晚就走。」我說。

「那你就再也看不到我了。」

第二天我們停了工作，叫上小楊：「玩兒去。」

當地一個馬場，長著老高的野草，兩匹不知哪兒來的禿馬，腦袋上扎一朵紅花，沒精打采披個破氈。兩個農民抄著手在旁邊收錢，五塊錢騎一次。

小楊不說話，也不騎。

我不知死活，穿著半截牛仔褲就上去了，自告奮勇：「看我給你騎。」

上了馬，我剛拉上韁繩，農民大概是踹了馬屁股一腳，那馬就瘋了。我在馬上顛得魂飛魄散，路過小楊的時候，居然還顧上沖他齜牙一樂。

他看我這樣子，也笑了。老范說，這麼多天，就看他笑了這一次。

到晚上，我兩條小腿內側都是青紫的。

老范這個沒有常識的人，給我端盆水：「泡，熱水裏泡泡就好了。」

我把腿像麵糰子一樣插在熱水裏發著，一邊寫了封信給小楊：「對遭受的侮辱，不需要憤怒，也不需要還擊，只需要蔑視。」

蔑視侮辱並不是最好的方式，但我當時能想到的，只是用這種說法去激發一個男孩子的驕傲，幫他熬過這段時間。

「痛苦的時候，」我大概還記得信的結尾，因為像是寫給十四歲的自己，「去看西北的天空，去看明亮的樹林，那是永恆的安慰。」

我問過幾個孩子，為什麼你們對苗苗的感情這麼深？

共同的說法是：「她能理解人。」

「在你看來，什麼樣的人能理解人？」

「聽別人說話的人。」小蔡說。

連續服毒事件發生後，從省裡來過兩位年長的心理老師，她們說：「這個年紀的孩子，特點就是以夥伴的價值觀和情感為中心。他們這種非常牢固的小團體友情，一旦關鍵鏈條斷了，就很危險。」

鏈條的中心是苗苗。照片上這姑娘眉目如畫——柔和的蠟筆畫，小尖下巴，笑起來大眼一彎，成績好，還沒有班幹部氣質，鴉黑頭髮向後一把束起，小碎卷彎在額頭邊上。她站在台上擦黑板，底下男生女生都默默看她的馬尾蕩來蕩去。

她在遺書裡讓爸媽不要傷心，讓媽媽對奶奶好一些：「爺爺走了，奶奶很寂寞。奶奶有些話不說，但我知道，奶奶不需要錢，只需要你們的關心和體貼。」去世幾天后，又有一封信寄到家裏，落款是「你們的寶貝女兒」，信裡寫：「看到你們哭腫的雙眼，我的心都碎了……」

父母認為一定是別人的代筆，但司法鑒定這確是苗苗的筆跡，交由她的朋友在她死後投遞給郵局……這個孩子想在父母最悲痛的時候以這樣天真的方式安撫他們。

苗苗去世之後，她仍然是表弟在內心裏「唯一可以對話的人」。

「你現在心裏痛苦的時候呢？」

「忍氣吞聲。」苗苗的表弟上五年級。

「有疑問的時候呢？」我想起小蔡胳膊上拿刀刻的「忍」字。

「問自己。」

「你回答得了自己嗎？」

他沉默不語，臉上掛著淚。

「為什麼不跟成年人談呢？」

他的話像針落在地上：「不相信他們說的話。」

學生連續服毒後，學校採取了緊急措施，磚牆的大黑板上，寫著「守法紀，講文明」，工整的楷書寫著「看健康書籍，不進遊戲廳，不拉幫結派，不參加封建迷信活動……」五六年級都開了「愛惜生命」班會。「老師怎麼跟你們說的？」我問。

「說服藥會得胃病。」

「我不知道該怎麼教育他們，」六年級的班主任頭髮亂蓬蓬的，皺紋縫裏都是塵土，他說自己上次接受心理學培訓是一九八二年的師範班，「也沒有人告訴我怎麼辦。」

他只能呵斥他們的痛苦，命令學生把刻在課桌上紀念同學的「519」字樣抹掉。他們拒絕之後，他叫學校的校工把所有的課桌都重新漆了一遍，那些刻下來的字，看不清了，但用指尖還可以摸到。

我想起自己的小學。四年級我剛剛轉學來，唯一的朋友是我的同桌，叫高麗麗。她對我很好，把泡著葡萄乾的水給我喝，上課的時候我倆坐第一排，在課桌底下手拉著手。班主任厲喝：「你們兩個，像什麼樣子！」她掰了一小粒粉筆頭，扔在我的頭上，班裏的同學吃吃地輕笑。

一直到放學，我的頭髮上都掛著一縷白色。

二十年之後，我覺得我的老師也很不容易。

我問那位六年級的班主任：「你有什麼心裏話跟誰說？」

大概從來沒人問過他這個問題，他愣了一下：「不說。」

「那你碰到難受的事怎麼辦呢？」

「忍著。」他的答案和小孩一樣。

這期節目讓我重回電台時光。我收到很多孩子的信。一個小男孩說：「我跟媽媽看完節目抱在一起，這是我們之間最深的擁抱。」一個姐姐說：「這兩天正是弟弟統考成績不好的時候，看完節目，我起身去隔壁房間找了弟弟，跟他有了一次從未有過的長談。」回到家，小區傳達室的大爺遞我一封信，是小區裡兩個雙胞胎孩子留給我的，我在這裏租住了好幾年，並不認識他們，信裡說：「我們看了這期節目，只是想告訴你，歡迎你住在這裏。」

電視也可以讓人們這樣。

但我的醫生朋友小心翼翼地跟我談：「這期節目很好……」

「你直接說『但是』吧。」

他笑：「你是文學青年，還是記者在發問？」

「有什麼區別麽？」

「像我們在急診室，實習的醫生都很同情受傷的人，會陪著他們難受，但是如果一個醫生只是握著病人的胳膊，淚水漣漣，這幫不了他們，冷靜詢問才能求解。」

我有點強詞奪理：「你說得對，但我還做不到，也顧不上，我就是那個剛進手術室的小醫生，我第一次看到真實的傷口。我有我的反應。」

採訪苗苗表弟的時候，他說起死去的姐姐，滿臉是淚水，我覺得採訪結束了，就回頭跟攝像海南說了聲「可以了」，蹲下去給男孩抹一下眼淚，說去洗洗臉吧。

他不吭聲，也沒動，肩膀一抽一抽。

我問他：「你在心裏跟姐姐說過話嗎？」

「說過。」

「說什麼呢？」

「……你好嗎？」

我問不下去了。他站起身，沒去洗臉，跑進了屋子裏，倒在床上。小男孩捂著臉，彎著身子，哭得渾身縮在一起抖。我站在床的邊上，抬起手又放下，抬起手又放下。

看節目我才知道，老范把我給孩子擦眼淚的鏡頭編進片子裏了，她百無禁忌。

這個鏡頭後來爭議很大，還產生了個新名詞，討論我是不是「表演性主持」。小鵬瞪著大圓眼來問我：「你為什麼要給他擦眼淚？」

「那你怎麼做？」

「什麼都不做，這才是記者。」

正好錢鋼老師來參加年會，他是我們敬重的新聞前輩，大家在威海夜裏海灘上圍坐一圈，問他這件事。他不直接說誰對誰錯，給我們講故事，說美國「60分鐘」節目的記者布萊德利在監獄裡採訪一個連環殺人犯，問，你為什麼要殺那麼多人？

殺人犯是個黑人，回答說：「因為我在布魯克林區長大。」意思是那個地方是黑人聚集區，治安不好，社會不公，所以把我變成了這樣。

布萊德利是個老黑人，當時六十多歲，鬍子花白。他站起來揪著這個殺人犯的領子，搖著他說：「我也在布魯克林區長大。」

錢老師說：「他這麼做對麽？不，先別回答，你要像蘇聯作家說的那樣，『在清水裏嗆嗆，血水裏泡泡，鹹水裏滾滾』，十年之後咱們再來討論。」

十年將至，到底這麼做對還是不對，我在心裏已經過了好幾個來回，還是沒有最終的答案。只是我必須承認，當年面對醫生的辯解，一部分是要隱藏自己的無能。那時我說出的只是人生的皮毛，這些孩子之間的情感複雜遠超過節目中的描述。

節目裡，我們隻敘述了因聚會流言而起的故事，但我和老范還知道另外一些細節，這個年級裡有很多學生喜歡苗苗，用皮筋勒住苗苗脖子的男孩總是在上課的時候摸她的胳膊和頭髮……苗苗最反感別人摸她的頭髮，告訴了小楊，小楊揍了這男孩。

小楊是班上年紀最大個子最高的男生，他十四歲了，苗苗叫他「哥哥」。

在自殺之前，他們吵過一次架，因為苗苗認了另一個保安做「哥哥」，小楊不再理她。她請求原諒。在一個小巷子裏遇到，苗苗攔住他說「對不起」，他不理她，往前走。她從地上撿起塊磚，砸到自己額頭上。小楊說：「血和著磚灰流下來。」他沒停腳，繼續走了。

後來他才知道，苗苗轉身回到操場，到處都是學生，她當眾跪下，說：「我對不起楊……」也許她認為只有以這種方式羞辱自己，才會被諒解。

那個出事的聚會上，一個喜歡苗苗的男孩要抱她，小姑娘不願意。小楊對苗苗說：「讓他抱。」

或許是為了讓他原諒自己，這個姑娘聽從了。她是在自己喜歡的男生要求之下，被另一個男生擁抱，也許還有更進一步舉止的時候，被外人看到了。

故事還不止於此，那個聚會集中了幾乎全部的情感衝突……那個在我們採訪時電話通知宣傳部的小姑娘，是當初簽了「有難同當」的六個女生之一，她跟苗苗的漂亮和成績在伯仲之間，聚會上，她當著苗苗的面向小楊表示好感……更細密的人性真相緊緊壓裹著，不可能在九天內剝開。

服毒的當天下午，苗苗被男生欺侮後，從操場回到教室，趴在小楊座位上哭泣。之後，她向小楊要了一張照片，說：「謝謝你實現了我最後一個願望。」她在課桌上刻下了「519」，對小楊說「莫忘五月十九日」，轉身離開了學校。

小楊跟我說這些細節時，一再問我：「是不是真的是我害死了她？」我無法回答，但看得出他深受這個問題的折磨。

將近十年後，再看節目，一個鏡頭拍到了他的筆記，有一行字，我當年沒有留意到，「她和我別離了，可是她永遠地活在」，字寫到這兒停止了。

這些年，我和老范對這事耿耿於懷，就因為這些沒能弄清講明的真相，怕說出這些孩子間的情感糾葛，會讓觀眾不舒服和不理解，也許還會覺得「才十二三歲怎麼就這樣」……雖然大家十二三歲的時候，又與他們有什麼兩樣。

它們沒有被呈現，這是一個新聞媒體的「政治正確」。我們敘述了一個事情的基本框架，但只是一個簡陋的框架，以保護大眾能夠理解和接受這個「真相」。

日後我看到托爾斯泰說，他在構思《安娜·卡列尼娜》的時候，原型是新聞裡一個女人做了別人情人後臥軌自殺的故事，最初安娜在他心中極不可愛，她是一個背叛丈夫、追求虛榮的女人，他要讓她的下場「罪有應得」。但寫著寫著，他並沒有美化她，只是不斷地深化她，人性自身卻有它的力量，它從故事的枝條上抽枝發芽長出來，多一根枝條，就多開一層花，越來越繁茂廣大。安娜的死亡最終超越了小市民式的道德判斷，在人的心裏引起悲劇的共鳴。

對人的認識有多深，呈現才有多深。

做這期節目的時候，我對人的了解還遠遠不夠，隻下了個簡易的判斷。

走之前，我們終於找到了最後一個孩子小孫。看到我們，他撒腿就跑，上了一個土崖，我脫了鞋，拎在手裏光著腳爬上去。我們倆坐在崖邊上，攝像機從後面拍他的背，錄音桿凌虛放在崖邊的坎上。

小孫不看我，看遠處，白楊樹環繞的村子，風吹的時候綠的葉子陡然翻過來，銀白刺亮的一大片。

我家在山西，到處都是這樣的土崖，我早年爬慣了，常常一個人爬過結冰的懸崖，從那兒夠下頭去看早春的杏花。

我問他：「你常常坐在這兒？」

他點點頭。

「因為這裏別人看不見你？」

「是。」這是他這些天對大人說的第一個字。

我看到他胳膊上的傷痕：「用什麼刻的？」

「刀刀。」

他頭扎在膝蓋裡，我蹲在他面前，握住他黝黑的細胳膊，他的皮膚曬得發白，把浮土撫掉，能看到三道淡紅色的傷疤。

我想再往下問，小孫忽然站起身，一言不發地走下山坡。

鏡頭注視他，直到他消失。

他根本不願意跟我談，一瞬間電光火石，我沒有道理地覺得，也許他就是那個在聚會上抱住苗苗的男孩子。

他走下山坡，繞過牛圈，再拐過一個房子，頭也沒有回過，消失在一個矮牆後頭。

一分多鐘，我怔怔地看著他的背影，都沒有意識到鏡頭已經搖回來對著我了，直到海南輕聲說「說點什麼」，我愣了一下，說了我的感受：「看著孩子在採訪中離開，我們知道他還有很多話沒有說出來，也許那些話才是服毒的真正原因，雙城事件調查到最後，我們發現，最大的謎，其實是孩子的內心世界，能不能打開它，可能是每個人都需要面對的問題。」

這個一分四十四秒的長鏡頭用在了節目結尾，後來在我的職業生涯中常被提起，說這是鏡頭前的即興評論能力什麼的。但這個段落，對我來說，跟那些無關，它只是撬起了深扎在我頭腦裡的一根樁子。之前我坐在演播室的時候，總認為結尾的評論必須是一個答案，說出「讓我們期待一個民主與法治的社會早日來到」才可以收拾回家，就好像這演播室只是一個佈景，我只是在表演一個職業。我從來沒想過一個節目會以無解來結尾，一直到我明白真實的世界即是可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