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親和十幾個女同學戴著紅十字袖箍輕盈地走在醫院長長的過道裡。病房內外全是傷號，見了這些年輕的義務看護立刻垂下眼皮。等她們走過去，他們卻扭過臉，追看她們背影。年輕的士兵們從未見過如此單薄、蒼白的少女，他們印象中的女性是紅撲撲的，有著圓滾滾的四肢和脹鼓鼓的胸和臀。而這些穿素色旗袍的女看護全是一汪清水似的，似乎那一層淺藍、竹青色的棉布下不存在一個具體的、物質的女性，只是一股仙氣、一個精靈。這些農夫的兒子們還說不上喜歡她們，除了新鮮感的刺激，他們甚至有些害怕她們。彷彿她們和他們不屬於同一人間，儘管她們蒼白細瘦的手也做出些潑辣的動作；把他們扔在床墊下血汙發硬的土布軍裝扯出來，扔到一掛推車裏，第二天，軍裝被送回來時，已洗凈熨平，一股太陽光的暖意和一絲清淡的漿衣水香氣。經過她們細瘦蒼白的手，一切都整潔得令人生畏：綁腿、布襪、繃帶。一切都潔凈得成了她們素凈苗條身影的延伸，令農夫出身的士兵們不忍也不捨去觸碰。她們和他們隔著一層口罩，她們在口罩的那一面對他們施捨恬淡的笑容。她們的手指清涼如露珠，每一記觸碰都在他們身上留很久很久，像一種奇特的、好受的傷痛。士兵們將眼睛閉起，羞得無地自容，感受著這群仙子一般的女看護細瘦、蒼白的接觸：她們將他們的腳一遍遍擦洗，捏住每根足趾，細細剪去趾甲。或者將他們靠在她們單薄的胸前，把一匙杓一匙杓的粥或湯喂進他們口內。那真是讓他們一秒鐘也忍受不了的好受。她們有時也在雪白的口罩後面講一兩句話。本來就細而柔軟的話音給雪白口罩的紗布篩得更加細而柔軟，到達他們的知覺時，同樣地觸傷了他們一樣，留下異樣的、好受的疼痛。這疼痛包括她們和他們之間的不可能性——不可能縮減的距離，不可能建立的熟識，不可能將她們挽留住，哪怕是短暫的挽留。而只有一個小女看護是例外的。她總是來得早，走得遲，偶爾會問幾句士兵們答得上來的話，比如：家鄉主要種麥還是種稻？高粱收成好不好？今年是旱是澇？大軍南下了，可給家裏老人捎過信？知道你受了傷，他們會急壞了嗎？……

這個跟士兵們頗談得來的姑娘穿件月白旗袍，烏黑的齊耳短髮被一根白色髮帶箍在耳後。士兵們認為她戴口罩的臉非常好看。他們認為每個戴口罩的女子面孔都很好看，而這姑娘又是尤其適合戴口罩。口罩襯得她眉眼、頭髮更黑了。她兩隻眼睛在口罩的上端，不笑的時候也是笑的，沒話的時候也在說話。

九月這天傍晚，幾位首長來看望傷兵們。那個「月白」少女正要離開，這時站下了。她黑而亮的眼睛這一刻不笑了，目光黑森林似的掃向首長們，最後停留在最年輕的首長臉上。她聽士兵們稱呼他「李師長」。她分析著，很快發現這位年輕的首長實際上是一行首長中官銜最高的。他極少開口，偶爾有話，只是一兩個字。他挎著精巧的小手槍，軍服是種粗毛料，但給腰間的牛皮帶一紮，顯得很合體。他的軍裝口袋裏插著一本書。

年輕的李師長回過頭，發現小女看護緊緊盯著他。士兵們中有個傳說，說是李師長打仗勇敢，但從來沒掛過花，是因為李師長後腦杓上長著眼睛。假如士兵們在這一剎那看見李師長如何鬼使神差地突然回頭，他們會進一步相信李師長腦後確實有眼。

所有的傷兵們這時都不去看首長們了，全去看那小看護，因為她摘下了口罩。農民的兒子們第一次看見上海小姐的面孔赤裸裸出現在他們眼前。原來口罩很該死，它遮去的是她更美的一半：小巧的鼻子，乾淨的臉頰，最精彩的是她的嘴。他們形容不來它怎樣好看，他們只知道他們從來無法想像這樣的天然淺紅、天然濕潤的嘴唇微微一彎，露出的牙像剛除了殼的新米。

士兵們沒注意的，是她恰在李師長回頭的瞬間一把扯去口罩的。她的果敢、大膽，讓三十多歲的長官眉頭一皺。

我母親說：只要你自己曉得你本錢好，別怕他——他哪裏是對你沒興趣？他越有興趣越會做出沒興趣的樣子。我母親就這點好，她很懂自己的本錢：年輕、貌美、有點兒文化。

首長們來到一個重傷號床邊。李師長把他惟一沒受傷的左手拿起，輕輕握一下。他佝下身，把嘴湊到傷員臉旁邊，問他家住哪裏，家裏都還有誰。然後他把耳朵湊過去，一面聽一面點頭：婆姨、孩子、老娘……

這時候他對跟在身邊的小衛兵說：去，找個能寫字的人來，他有話要捎給他婆姨。

站在門口的我母親，對正要向外跑的小衛兵說：給我一張紙一枝筆。

首長們抬頭看她一眼。我母親穩穩拿住架式，不卑不亢。她知道首長們一直在留神她，這個時刻都裝著眼一亮，剛發現她似的。她感覺到李師長馬上抽出口袋裏那本書，書裡夾著幾頁紙，稀落地寫了些字。我母親一看便知，那是他把書裡的生字摘抄下來，練習讀寫的。

李師長沒有把書和紙遞給我母親，而是對小衛兵說：沒有桌子，請她墊著書寫吧。

我母親倚窗站著，把重傷號的話通過李師長的臨時整理，口頭編輯，一字一句落實到紙上。傷號有一陣子喘息粗重，全屋的人都不敢喘息地等待著。在這空隙中，李師長再次回頭，看著我母親。我母親背襯著窗外的傍晚，白色裝束和白皙皮膚使她看上去像個半透明的玉人。

然後是傷號的咽氣、一個醫生兩個護士進來。我母親見李師長毫不動容，反剪雙手，帶頭走出了病房。

我母親趕上前，把寫得半滿的那張紙交給李師長。她說：首長先生，請您過目。

李師長一看見那一行行極有功夫的字跡就呆了。我母親她們那個時代，一筆好字是復加在年輕美貌之上的本錢。

李師長又轉回去念那些字的內容，可那些字已經沒了內容。他腦子裏轉來轉去的話就是：真看不出，她還是個秀才……

我母親說：首長先生，信沒有寫完……

不要叫我先生。我是哪門子先生。

那該怎樣稱呼您？

問他，李師長指著身後的衛兵，他叫我什麼，你就叫我什麼。信沒寫完，你去想想辦法。好不好？

好的。

用張乾淨紙，把它重新謄一謄。戰鬥英雄的遺書，至少要有頭有尾。好不好？

好的。

李師長想，這個小姑娘怎麼一點兒都不羅嗦？小小一個人，倒是很懂事的。到底是肚裏有墨水的人。

他再看她時，眼睛沒了原先的寒光。他見這個姑娘兩眼平直地看著他，身體也不扭怩作態。好大方的一個女孩。讀了書，就是見了世面，見了世面，人就這樣大大方方。

那我謄寫完了，明天給您送去。

他轉頭對衛兵交待：你明天去接她一下。又對我母親說：寫個地址給小趙。

我此刻與便衣福茨對答如流，背誦著上次給那位大臉蛋便衣的回答。區別是這回是講中文。估計他們是想用兩種語言折騰折騰看，是否能讓我露馬腳。我牢記我母親的話：在任何情況下，能講半句話絕不講一句。

理查·福茨對於我父親這樣的老共產黨員，有種年輕的獵奇心理。那獵奇心在他身上激起的快感和在他腦中引發的活躍過程，類似我曾經的朋友們在談論通姦時所煥發的年輕活力。一個人能有如此強烈的獵奇心，是年輕的表現。我和這便衣年齡相仿，我卻沒有那樣年輕的獵奇心了。目前能稍稍刺激出我一點獵奇心的是妓女、死囚、吸毒。還有就是對於他們這一行的便衣。阿書要和眼前這位英俊便衣來一場情愛遭遇的大膽假設，假如她真那麼英勇地重現那假設，對我的獵奇心可能會給予一些滿足。不然這張五官端正的亞利安種面孔不是挺浪費的。

「你的父親把你送到軍隊，據說是走了後門的？」

「是。阿書告訴你的？」

「他並沒有開後門送你的哥哥們去軍隊？」

「沒有。」他們不必走後門。他們符合走前門的條件。

「是不是說明，你父親和你關係更密切？」

「可能吧。」

「他平常都跟你談些什麼？」

「什麼都談。」

「談政治局勢——比如說你們黨中央的某一號文件？」

「什麼都談。」凡是他可以跟其他人談的；比如政治。時局、國際上的大事，戈爾巴喬夫，父親都會跟我談。他何必浪費我這樣一個最體己的談話對象呢？

「他的政治觀念偏左還是偏右？」

「那得看什麼時候。」

「他是不是想以他的政治觀念影響你呢？」

「放心，誰也影響不了我。我們這代人——受教育初期趕上『文革』的一代人，大部分是四季豆。」

「四季豆？」

「油鹽不進。」

便衣理查笑起來。然後興沖沖抓起筆，寫下四季豆。總算在中文表達上添了一點色彩。

「你父親把你送到軍隊，他希望你成為什麼樣的軍人？」

「他沒什麼希望。在我們中國，一參軍，你就一切交出去了，一切聽從安排。」你實在缺乏基礎知識。

「噢，很遺憾。」我不知他遺憾什麼。

「你父親為你參軍走後門，就是說，他在軍界有不少朋友？」

「對。」

那是我母親的關係網。她與父親的熟人們相處得比我父親跟他們熟絡得多，也自然得多。無論我父親得意、失意，她都與他們相處得非常自然。這是她高明的地方，從來是放長線釣大魚，不然她一個小包袱如何攻得下大上海，攻得下仕途遠大的我父親。

我母親回絕了劉先生的約請，中午便心穩穩地等待衛兵小趙。她在上午向劉先生打聽了魯迅是什麼人，然後到街上的書鋪買了那本叫做《吶喊》的書。讀了兩個鐘頭，她沒有讀出任何頭緒。無論如何，李師長要問起她，她不會對此書一無所知了。

果然李師長在她和他第五次見面時問起她曉不曉得魯迅。

她說她當然曉得他，他的書都很深呢。

他點點頭，眼裏有一絲欣慰。似乎他發現原來不只他一個人讀不透這個魯迅。

這時候我母親已經常來李師長的辦公室，替他抄寫文件。她發現有些文件是秘書寫的，寫得蠻整齊。偶爾有一兩行，被一枝紅筆劃掉，或添加了一些字。文件大多是在大學、中學做報告的講稿。介紹解放軍的傳統，介紹某場戰鬥。偶爾，有一兩篇文章，是向上級彙報工作。

我母親抄寫文件，一般是在傍晚到九點鐘這段時間。九點鐘，衛兵小趙會送她回家。走下樓梯，經過李師長的會客廳時，我母親總是被李師長邀請進去坐一會兒。李師長在這樣的秋天晚上肩上披一件毛料軍大衣，下擺晃蕩晃蕩氣派很大。我母親這天晚上坐得長了些，因為李師長提到了魯迅。兩個人沒談幾句就談不下去了。話題便很自然地轉到我母親所受的教育上。我母親把自己的家庭講得極像一個家學底子厚實的鄉鎮文豪。

李師長邊聽邊輕輕點頭，意思是：看得出、看得出。

這樣兩個人就聊遠了。聊到十點多，樓下傳來粗聲粗氣的對罵，李師長才猛一醒，然後拿出懷錶看了看。他見我母親從沙發上起身，一副告辭姿態就說：今天晚上他們下起棋來了。這一下還不知下到幾點，你不如再坐坐。

我母親聽懂了李師長的話。他的意思是，這一幢樓裡的另外兩套公寓住著他的兩名下屬，她要下樓，必須從他們門前經過。他們已經對他和她注意起來，常常對他不懷好意地笑。他不願他們往粗鄙的地方去想她，或想他們倆的關係。

我母親笑笑說：他們下棋怎麼這樣吵啊？

李師長馬上領悟到我母親十分靈巧地已將他倆領出了一個難堪的話題。他也笑了，說：吵算什麼？這倆傢夥上回為下棋差點兒開槍！他看看我母親又說：你是不是害怕？我們都是些粗人。

我母親慢慢抬起眼睛。我可以想像我母親當年那個模樣：她先讓眼睫毛一點點綻開，然後是眼睛整個地怒放。假如說她一生中只有那麼幾次讓荷爾蒙或內分泌左右，那個秋意綿綿的夜晚，她頭一次清楚地意識到體內那陣溫暖的痙攣。

她說：首長哪裏是粗人。

我是個帶兵打仗的人。

嶽飛也帶兵打仗。

還知道誰？

多了。范仲淹、文天祥，多了。首長考我呀。

李師長這時起身，走到門口，關上門，一面對我母親和他自己說：真他媽鬧人。

然後他轉身，胳膊抱在胸前，說：小鬼真不簡單啊。

我母親膽大包天地看著他。荷爾蒙能讓任何人膽大包天，更別說我母親這樣本來就對男性懷有雄心大志的女子。她任荷爾蒙泵出猛烈的血流，任血流溫度上漲，滾滾沸沸渾身亂竄。她的兩頰失去了玉石的白凈，讓荷爾蒙泵壓的血濺得緋紅。

李師長膽子倒比我母親小。他慢慢朝我母親邁著王者的、佔領軍的步伐。他在故作輕鬆。

小鬼，冷了吧？

我母親心想，看你敢不敢走到我身邊來。

李師長動作瀟灑地脫下毛料軍大衣。